淮安史话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xcz    发布时间:2010/11/18    阅读:41968


  《尚书·禹贡》述九州贡道: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则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显然,二州贡道以淮安境内淮、泗交汇处的泗口为转轴。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刊沟,沟通江、淮,然后经由泗水北上争霸,刊沟入淮处末口也在淮安境。春秋战国时期,江淮之间还有一条重要的陆上交通干道—善道。这条干道大致从今南京江北岸至天长汊涧、盱眙旧铺、穆店以达古善道(盱眙县城北),然后过淮河经今泗洪半城、青阳等地北上。盱城向东南还有一条经东阳城(今盱眙东阳乡)达扬州的辅线。诸侯国常在这一线会盟、征战。如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 “楚人败徐于娄林”;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鲁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周景王十九年(公元前526年), “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吴季札会盟的篆书铭文铜匜,是1985年在盱眙县旧铺出土的。1982年在穆店则出土了著名的陈璋圆壶(燕王室重器)。娄林(今睢宁境)、蒲隧(约当今宿迁、睢宁境)、善道、穆店、旧铺,都在这一条古交通干道上。
  商周时期,淮安境属青州。《周礼》载:“青州薮曰孟诸,川曰淮泗,浸曰沂沭。”浸,《辞源》解释为“引以灌溉之水”。淮安境内的古老湖泊硕项湖和桑墟湖都在沂沭水下游。又据《淮系年表》记载,古徐国的蒲姑陂(在今宿迁、泗洪县境),是淮河流域最早的灌概设施之一。可见,商周时期,淮安不仅扼交通要津,而且富灌溉之利。所以《淮系年表? 序言》称,古淮河中下游地区,“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无怪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安地区,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域。
  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的兴起
  淮河的主要支流,如泗水、汴水、涡水、颖水等,上游都接近黄河,淮安位于淮河下游,离黄海和长江尾间很近,刊沟开凿以前,南船北上,系由长江人黄海,由云梯关溯淮而上,至淮阴故城,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向西可由涡、颖等水直达皖豫而入中原。所以,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控扼淮水、泗水咽喉的淮阴城最早兴起并繁荣起来。几乎同时兴起的是位于泗水入淮处大清口的泗口镇。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刊沟,沟通江淮,南入长江茱萸湾,北达淮河末口,然后入淮水、泗水北上,与晋定公、鲁哀公等会盟于黄池。此后,刊沟入淮处末口迅速兴起了一个重要城镇― 北辰镇,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前身。
  先秦两汉时期,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各据冲要,同为南达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之绾毂,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淮阴故城居中策应,襟带二口,并西控长淮。
  在这时期中,淮阴故城最为繁荣,为淮、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应为王侯。同时可知,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秦灭楚以后,曾作为上卿甘罗的封地,在这里筑“甘罗城”。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又以这里作为淮阴县的治所,其辖境东达黄海之滨。当时,“淮阴市”商业非常繁荣,商业是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家住淮阴城的韩信微时,就因为“不能治生商贾”,而落得从人乞食。
  泗口镇作为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也屡屡出现于史传。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诸侯王叛乱,叛军出淮泗口,周亚夫派弓高侯率轻骑兵抄叛军之后,袭取泗口镇,断绝其后方运输线,叛乱终被平定。
  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必定昌盛,即所谓“地灵出人杰 ”。唐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在《淮阴婆罗树碑文》中描述淮阴城是“江海通津,淮楚巨防”;“胜引飞髻,商旅接舻”; “《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就是对当初“淮阴市”这一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生动写照。而同时期的泗口镇和北辰镇,不仅城市规模小,而且不及淮阴城繁荣。
  注释:① 《太平寰宇记》引《都城记》 ② 《韩非子》第49篇,《五蠹》③ 《后汉书?东夷传》

  第三节秦汉时期
  秦末淮境的反秦起义
  战国之初,越国灭吴,已久的楚国乘机“广地至泗上”,占有淮安市境内的淮北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楚国又灭掉越国和鲁国,市境全属楚国。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齐国联合秦国击败楚国,齐又占有淮北。三十一年,楚又派齐淮北。此后,直至秦灭楚前,市境皆为楚国所有,且为楚国郢都居民播迁之地。
  秦统一后,由于滥用民力,不顾人民死活,不仅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也激起了以楚国为代表的原六国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故当时在故楚地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并最终在楚地首先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烈火。淮安境域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楚遗民重要聚居地,揭竿而起响应陈胜者尤为突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徐县(县治没入洪泽湖中)人丁疾聚众起义,并率领起义军围攻东海。后兵败不知所终。同时,凌县(县治在今泗阳县城北)人秦嘉也揭竿响应,他率义军围攻东海郡守于郯,迫东海郡守投降,并进而占据彭城。陈胜派武平君畔作为秦嘉的监军,嘉自立为大司马,不愿意受制于人,假传陈胜王之命,将畔杀死。听到陈胜失败的消息,立景驹为楚王。后起义队伍相互火并,秦嘉在抗拒项梁的战斗中,被项梁击败而战死。所部被项梁吞并。
  此间,东阳人陈婴也聚众起义。陈婴原是东阳县令史,为人信谨,有能耐有威望。东阳少年杀死县令响应陈胜起义,立婴为长,迅速聚众2万人,义众又要推立陈婴为王。陈母对婴说:“自我作你家妇,从未闻你家先代出过贵人。现在暴得大名,不吉利,不如附属他人,事成可以封侯,事败也容易隐匿,因为不是众目睽睽的人物。”婴谨遵母训,对拥戴者说:“现在下相(今宿迁)人项梁已在吴中起义,并率兵过江。项氏世世为将,在楚国非常有名,我等现在要举大事,非以他为将不可。我们依靠名族,一定会灭亡暴秦!”遂将所部归属项梁。陈胜死后,项梁在淮北民间找到当牧童的楚怀王孙子名叫心的为怀王,陈婴被封为楚国上柱国,辅佐怀王,定都于盱眙(三个月后迁都彭城)。后项羽逐杀义帝,陈婴愤而归汉,并成为汉开国功臣,被封为安侯,都棠邑(今六合县境)。
  此外,著名的大军事家韩信,也是在项梁义军打到淮上之际,仗剑从戎,投奔项梁的。项梁、项羽的义军,成为推翻秦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
  两汉的经济、政治状况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朝的承平之世,淮安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较好的利用。西汉初期,吴王濞曾利用淮扬水利条件,发展灌溉农业,高邮湖、洪泽湖地区,是其重要的垦殖区。《汉书? 广陵厉王传》:汉宣帝时,“夺(厉)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说明流经洪泽湖区的射水(今盱眙维桥河)已被拦蓄为陂塘灌溉农田。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邳相张禹开徐县蒲阳陂,陂水宽二十里,长约百里,开水门灌溉。“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垦至千余顷,民用温给。”① 据考证,张禹所开的蒲阳陂,即在今泗洪县归仁集、西陈集和泗阳县洋河镇一线,所灌概的范围则主要在其南部的安河流域,直至半城、龙集以下的古淮水以北、今洪泽湖的部分水域(时皆为滨淮陆地)。章和(公元87一88年)年间,广陵太守马梭“兴复湖陂,溉田二万顷”。时射欧一带属广陵郡,为马棱复兴的灌区之一。汉献帝建安初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30里,遏淮河洪水,以保护农田,名捍淮堰。并筑破釜塘概田,使得“梗稻丰饶”。
  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得以广泛使用。泗洪重岗出土的西汉画像石就刻有“二牛拉一犁”的生产场面。这些条件曾造成秦汉时期淮安农业经济的繁荣。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曾形象地描述道:" (百姓)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陏螺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谨之患。”颇有鱼米之乡的景象。
  关于这时期的工商业,从《史记? 淮阴侯列传》中可以看出:秦代“淮阴市”中,有一群妇女专门从事丝绦的漂洗加工,还有专门从事屠宰、出卖肉类的场所。而韩信因“不能治生商贾”而贫穷潦倒。其次,在数以百计的秦汉村落遗址中,还有不少制陶、冶铁、织布、酿酒等方面的实物或图案,在一些古城址和古屯区,还出土该时期的大量货币,有的一处就出土数百公斤。这些都说明当时手工业作坊和商业的繁荣。
  正因为如此,这一带王族地主、官僚地主和豪强地主众多。在涟水三里墩、洪泽岔河、泗阳贾家墩、泗洪凤凰墩、重岗等汉墓群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器物和画像石,不仅显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充盈的财富,还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如凤凰墩出土的《车马出巡图》、《烹任图》、《祝寿画》,三里墩出土的裸体的“二女争夫’铜塑等,就是这种生活的生动写照。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戚争相专权,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在黄巾起义之前的40多年间,江淮一带就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并波及今市境。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夏,九江郡蔡伯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度占领东阳、海西等11 座城邑。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活跃于徐、扬二州之境,前后达十几年。本初元年(公元146年)秋,庐江农民军攻打盱眙城。黄巾起义以后,包括淮安的“八州之人莫不响应”。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济贫。
  黄巾军被镇压后,广陵太守陈登还曾招抚“海贼”薛州之族万余户。紧接着便是军阀混战,陶谦、吕布、刘备、袁术、曹操等曾程度不同地在淮安采取过军事行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由于董卓之乱,洛阳等地流民东徙,“多依徐土,曹操至,坑杀数十万人于泗水,水为不流”,徐县、下相等地“鸡犬尽绝,邑无行人。”
  秦汉时期的文化和汉末的人文现象
  秦汉时期淮安居民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绘画和工艺美术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反映。另外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到本区。在泗阳出土的画像石刻中,就有反映佛教的内容。
  在文学方面,有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枚乘完成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是汉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他的代表作《七发》,不仅寓意深博,气势恢宏,辞藻典丽,而且是枚乘首创的汉赋形式,被后世人称为“七体”。其子枚皋,文思敏捷,可倚马作露布, “倚马可待”一词即源出于此。其他代表作家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陈琳善作章、表、书、记,他任曹操的侍从官时,军国书檄,多出自他与阮瑜之手。陈琳也善为诗赋,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反映人民疾苦,读之催人泪下。
  秦汉时期,淮安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和贵族富户的众多,造成了文化的昌盛,形成了人文蔚起的局面。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这种人文蔚起的局面,在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时期,以及西晋初期,得以充分的显现,可谓群雄崛起如春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十多位出将入相、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如下邳淮浦县(今涟水县)陈氏家族。首先出了个陈球。他幼习儒学,精于律法,官至太尉、永乐少府,因谋诛宦官不慎事泄,被下狱迫害而死。陈球的儿子陈瑜为吴郡太守,陈琮为汝阳太守,侄儿陈圭为沛王相,一门显赫。清浦陈氏家族还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筑捍淮堰、修破釜瑭的陈登。陈登(约公元164-201),字元龙,是汉武帝名臣陈球的侄孙、沛王陈圭之子。陈登受祖、父辈熏陶,“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通。”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以陈登为广陵(治射阳,今淮安境)太守。陈登助曹击杀反复无常的吕布,加封伏波将军。在广陵太守任上,两次打败孙策北上的军队。建安五年迁东城太守,广陵郡吏民都跟随。不久病卒,年仅38岁。陈登调离广陵后,广陵很快为孙权占据。后来曹操征吴,每临江长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陈登死后,许泛、刘备等共论天下上,共同赞誉陈元龙豪气包容湖海,文武胆略,当从古贤中求之,当时人是很难有与之匹比的。
  东汉末年,射阳县还出了臧旻、臧洪父子。臧旻曾任卢奴令,后为扬州刺史,一手镇压了会稽许昭的数万起义军。后又为匈奴中郎将,率兵戍边,上书朝廷,申述睦邻的意义,并受命出使匈奴。回京后迁议郎,官终太原太守,为著名良吏。
  臧洪(? -196)字子源,董卓进京乱政,洪与一批刺史、太守大会酸枣。臧洪被推为盟主,设坛歃血为盟。后见知于袁绍,为东郡太守。建安元年,曹操围张超于雍丘,臧洪闻讯,徒跣号泣,向袁绍求救,袁不予救兵,张超在城破时自刎。臧洪愤而不与袁绍通和。绍怒而攻洪,可历年不下。后城被袁绍攻破,城中却无一人叛逃,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袁绍抓到臧洪,劝降不成,终于将其斩杀。当时在场的臧洪同乡、东郡丞陈容站起来,抗声说:“将军举大事,而专诛忠义,岂合天意?今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被推出斩首。
  时淮安境域还有广陵郡海西(今涟水北境)徐氏。徐淑,字伯进,幼年随父在京城求学,饱读儒家经典,阳嘉五年(136年)被举为茂才,后迁为琅琊都尉,官至度辽将军,是一位出色的边防守将。
  徐淑之子徐缪,字孟玉,博学多才,初任广陵太守,升任荆州刺史。后死于太常任上。
  徐谬族人徐宜,为曹操门下督,魏文帝即位后,徐宜作为“社稷之臣”,历任御史中承、城门校尉、司隶校尉、散骑常侍,迁尚书。明帝即位后,封津阳亭侯,领中军,迁左仆射,后加侍中、光禄大夫。青龙四年卒,明帝诏书中称他为“柱石臣”。
  东阳陈矫父子也位极人臣。陈矫(?- 237) ,字季弼,明帝时,晋封光禄大夫,迁司徒。
  陈矫子陈本,西晋时历任郡守,列九卿,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陈本弟陈骞.魏元帝时,为军骑将军,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假黄钺。晋武帝时迁太尉,转大司马。
  还有一个淮阴县人步骘。步骘(? -237) ,字子山,曾任孙吴骠骑将军,领冀州牧,代陆逊抚荆州、冀州,后代陆逊为丞相。
  注释:① 《后汉书? 张禹传》
  南北对峙的前沿孟镇
  在魏晋南北朝360多年中,淮安地区几乎都处于战争和时峙的前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场上的成败利钝,淮安时而属南,时而属北,时而以淮河为界分属南北。淮河南屏大江,北蔽中原。因此,沿淮的合肥、寿阳、盱眙、淮阴和角城(今泗阳县和淮阴区交界处的三岔、李口附近),都是军事重镇,5个军事重镇有3个在本区境内。盱眙城位于淮河中游,滩山环峙,临淮守险,上接寿阳、合肥,下邻淮阴,北上可抄近滩断泗水,南下可直达建康对岸江边。淮阴城北对泗口,“东滩山阳(今楚州区淮城镇),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声盱眙、寿阳之镇”,实为“淮南之源本也。”① 这段引文中的江都是指今扬州城,是当时经济繁荣的全国性大都会。海西则是指今涟水县北境和灌南县境的海西县,是淮北盐的主要产地和集散中心,是食盐官营时代的经济重地。角城位于古泗水尾间的分岔处,分岔以下分别叫大清河、小清河,大清河为主流和主航道,其入淮处叫大清口,也叫淮泗口;小清河入淮处则叫小清口。角城控扼泗水,紧滨淮河,翼夹二川。当时,南入长江必经刊沟,北伐中原必由泗水,加之原淮河两岸地区土壤肥沃,水利条件好,宜稻宜麦,有垦殖之利。因此淮阴和角城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的要塞之地②。所以南北双方,守者都委以大将,攻者都遣以重兵。
  对峙时期的四大战事
  该时期在三大重镇及其附近发生的战事数以百起,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晋、前秦淮阴之战,北魏、刘宋盱眙之战,北周、陈泗水之战等。
  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派俱难、彭超率步骑7万进攻淮阴、盱眙。谢玄腹背受敌,暂时退守广陵。俱难、彭超占领淮阴、盱眙后,次年五月又挥师东向,以主力6万攻晋将田洛于三阿(今金湖县境)。东晋京城震恐,增派水陆部队出援,谢玄亦自广陵救援三阿,激战俱难、彭超,获得大胜。谢玄与田洛遂乘胜追击,斩将截敌,率兵5万围攻盱眙,并大败前秦军于君川,迫俱难等弃守盱眙,退守淮阴。谢玄命何谦之等率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浮桥,前秦将领邵保战死,俱难、彭超仅以身免,前秦军退到淮河以北。此役暂时压下了前秦的气焰,延缓了其对东晋施加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步伐。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广陵北返,以数十万兵力攻打盱眙,辅国将军臧质与盱眙太守沈璞一起,率领不到4000名将士,坚守孤城。北魏兵连月强攻,死伤染病过半,也未攻下盱眙城,遂于次年春被迫退兵。刘宋军保卫盱眙城的胜利,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陈大将吴明彻攻周吕梁得手,又攻徐州,拦蓄泗水准备灌徐州城。周命大将王轨驰援。轨秘密派兵于泗口遍打木桩,以铁索贯穿车轮横截水流,断敌船路,并准备潜赴决堰。明彻闻讯大惊,急破堰撤退。企图乘决水之势入淮,然终被车轮、木桩所阻。王轨伏兵四起围困,明彻及其将士全部被俘。以后,淮境就全为北周占领。
  侨置郡县和石鳖屯田
  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因中原大乱,本区居民纷纷避地江南,散居武进、常熟等地,后来还在这一带建立临淮、淮陵、东海等侨郡侨县。同时,中原的士族大量向江淮地区迁移,淮阴一带是首先到达的地区。东晋名将祖逖,就曾“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永嘉以后,又陆续有过多次较大的迁移,如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姚襄徙屯盱眙,“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宋明帝时,宋失淮北,又有大量流民移居江淮之间。由于流民南迁太多,曾先后在江淮地区侨置许多北方州郡,以为安置。东晋和整个南北朝时期,在淮阴、盱眙、山阳等地,先后侨置过徐、青、幽、冀、并、南兖、北兖等州和东平、阳平等郡,侨置县就更多了。
  本时期,淮阴上下作为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沿,经常出现“江淮之间,赤地千里”的凄凉景象。但是作战的双方仍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通过战争的间隙,屯兵垦田,积蓄稻谷,作为军粮。魏正始初(约公元洲240-241年),大将邓艾为了对付吴国,修白水塘,立8斗门,置屯兵书所,开垦水田12000顷。还修筑了石鳖城,用以积谷护屯。
  邓艾所筑的石鳖城,历经两晋,特别是南北朝,一直是屯田积谷的中心。据考证,古石鳖城位于三角村(今洪泽县新集)、衡阳阜一线,这里有一条古道,宋《嘉定山旧县志》称其“向为边兵横趋大仪之路。”石鳖城即在这条古道上。
  石鳖屯区的范围,按屯田12000顷计算,约合800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屯军的营房、活动场地、道路等,大约在85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面积,约当今新河(今楚州区里运河西)、白马湖、宝应湖以西,新三河以北,苏北灌溉总渠以南的地域。洪泽县考古调查也表明,该县汉、魏、晋文化遗址非常丰富,已挖掘的22处遗址中,汉、魏、晋遗址就占了11处。这11处遗址,几乎笼罩了该县的整个湖东地区,出土器物有各种陶器,还有兵器、陶窑,以及大量的两汉钱币。这些都显露了军队驻扎在此屯田的痕迹。
  邓艾以后,晋建兴元年,琅琊王司马睿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千人北伐。祖逖到了淮阴,一面铸造兵器,在石盆等地屯田积谷,一面招募和训练军队,而后出泗口北上。
  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起,北中郎将荀羡先后镇守淮阴、下邦,他在石鳌等地大兴屯田,以为北伐之资,“公私利之”。永和九年十二月,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掠流民7万余人,设立官吏治理,从事农副业生产,紧邻盱眙的石鳖一带也安置了流民从事生产 。③
  萧齐时,齐将周山图出于战略考虑,上书朝廷,奏请于石鳖城立阳平郡。故齐、梁时,仍称“阳平石鳌,田稻丰饶。”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北齐一度占有淮南地。乾明(公元560年)初,谷价昂贵,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石鳖等屯,结果每年收获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禀粮充足”。④
  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大将吴明彻北伐,收复淮南各郡,得到阳平石鳖的粮食,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同时又抚慰安置流民,就近耕种于石鳖等屯,使军饷民食得到可靠的保障。
  注释:① 《魏书? 高间传》 ② 乾隆《淮安府志》卷一③ 《十六国春秋? 后秦录》④《隋书? 食货志》
  大运河的疏凿和隋末农民起义
  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统一的时间较长。由于安定的环境得以较长时间的保持,从而造成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重新繁荣。其间,大运河对两淮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当时,劳民最甚、对本区影响最大的,也是大运河的开凿。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至泗州(今盱眙城对岸),连接谷、洛、黄、汴诸水,以达淮水。通济渠是引汴水入淮的,故入淮处又称汴河口。接着又征发淮南民10余万人将邗沟改道取直。汴河口和末口之间,是由200里淮河连接的。依此计算,隋大运河在今市境总长近300里。开河的标准很高,“渠广四十步(20丈),旁皆筑御道,树以柳。”① 在修河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且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大批民工死在工地上。隋政府用来载运民工死尸的车子“相望于道”,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大运河是用隋代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开凿出来的。 
  大运河沿线又修筑了40多所豪华宏丽的离宫别馆。位于今盱眙第一山的都梁宫,即是其中之一。它周回二里,有宫殿三重,长廊环回。还有亭台楼阁、流泉曲水等胜迹佳处。如流杯殿、回望殿、钓鱼台、七眼泉等。此后,隋炀帝曾3次南巡,由于徭役、供应等等,使包括楚州、泗州的运河沿线人民不堪其扰。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七年,东海彭孝才起义,活动于淮北地区。紧接着杜伏威义军由山东南下江淮之间,孟让义军也进人本区境,楚州、泗州人民纷纷投入这两支起义队伍。杜伏威军在江淮之间,多次击败隋王朝的部队,并曾攻占、焚毁安宜县城(今金湖县境)。孟让义军曾占据盱眙都梁宫,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后因轻敌被隋将王世充击溃退走。大业十三年,臧君相在沭阳起义,杀死隋朝官吏,置沭州,后又攻下海州。这几支起义军有力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成为推翻隋王朝的重要力量。
  然而,就隋炀帝疏凿大运河之举而论,其历史功绩自不可没。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对此事的评价比较公允,令人信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的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
  唐代初年,为了发展生产,复苏经济,巩固其统治,着力改善生产条件。破釜塘和白水塘于大业末年受到陂坏,这时也得以修复。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为扩大灌溉面积,又在白水塘以北“开置羡塘,与白水塘合”。后又于羡塘以北开置茶陂。从陂塘的分布范围看,唐代白水塘地区屯垦的面积,远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唐穆宗时,在白水塘东岸先后开挖了棠梨径、青州径、徐州径、太府径、竹子径等较大的灌溉渠道,以便于屯垦。据考证:青州径即青州涧,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使用。竹子径则是今草泽河的前身,历1300年还在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在科学用水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节约用水,确保漕运和灌溉用水,唐元和间(公元806一812年), 还在运河西岸开挖了一系列泄水塘,名归水澳,使水得以重复利用。此间,还在今周桥附近创置萧家闸。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其作用是“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畴水足,再徐灌东田,乃因势以行水而为之利也。”这种轮灌法,不仅在于节约用水,更重要的是,使低田和高田同样可以得到灌溉。这是水利技术的重要进步。
  唐初,白水塘地区实行民屯,到唐肃宗上元(公元760- 761年)年间,实行官屯。为此,唐王朝在楚州(淮安)设置了淮南营田副使和营田判官,专司其事,以加强对官屯田的管理。根据《唐楚州使院石柱题名记》等史料推测,唐代白水塘地区的官屯,起码在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还在继续着。其后废弛,南唐时多听由民间垦种。
  水运和楚、泗二州的繁荣
  唐代的漕运旦比前代为大,天宝年间,每年高达400多万石。这些粮食,大部分来自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大多必须经过运河,辗转而达京师。其中,位于楚扬运河入淮处末口的楚州,位于通济渠入淮处汴口的泗州,是漕运要津。
  唐代,淮北海盐生产逐渐发展,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炀之一。为了适应需要,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王朝开凿了北起海州,中经今灌南、涟水等地的运盐河(时名新漕渠、官河),淮北盐经由运盐河入淮河和大运河,然后转运各地,供给官民食用。此外,纺织业比较发达,贡品有货布、苎布。
  隋唐时期,运河上漕船、盐船和其它商船千帆相接,四时不断;与泗水并行的陆上干道也是“商旅辐辏其途”。从而促进了沿线的楚州(即山阳县城)、泗州及淮阴、泗口、洪泽、龟山、盱眙等城镇的繁荣。其中,又以楚州和泅州为盛,是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
  因为泗水的水运干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通济渠所取代,所以,就出现淮阴和泗口的地位被泗州和盱眙所取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大的地理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楚州治所由淮阴故城迁到山阳县城和淮阴县先后数次并入山阳县。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置楚州,治所在淮阴故城,开皇十二年移治山阳县。淮阴县第一次并入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入唐后分置;第二次并入是在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历43年而又分置。这两次合并和分置,从侧面反映了位于末口,辖有淮阴、山阳、盐城、安宜数县的楚州城,已经取代了淮阴故城,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唐代的楚州城,是著名的近海港口城市,商品贸易很兴旺,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前有热闹非凡的庙市,吸引着海内外商人,甚至大食、日本、新罗等国的商人,都远涉重洋到此贸易。时楚州有新罗坊,即为新罗商人聚居之地。草市、鱼市也熙熙攘攘。到了夜晚,城边的运河里,众多的过往船只“连椅月下泊”,准备在此过北辰堰。城内则“千灯夜市喧”。② 很多达官显贵则“缇骑朱旗入楚城” ③他们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宴饮游乐,诗酒唱酬,为名城升平的景象增添几多色彩。时开元寺、东岳庙、紫霄宫、宴花楼等处,都是文人学士雅集留连之所。楚州以其繁华,被白居易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与楚州城近在咫尺的淮阴城,城内楼台簇簇,城外帆樯如林;其夜景更充满朦胧的美:“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灯形半临水,筝声多在船”、“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透过这些诗句,仿佛听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歌唱家刘采春等人婉转衰艳的吟唱。
  经过隋唐两朝的发展,泗州城也颇为繁华壮观,它“端衢四达,廨宇双峙,双阙云耸,琼台中天” ④很有一些壮观的建筑物。南来北往的豪商巨贾则“多游利于此”。 边塞甚至外域的“越商胡贾”都前来经营。城中还设有大型的中转仓,闽越和江淮地区漕粮及其贡品,多到此卸货回程。泗州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的盐铁经营,防止奸商从中渔利。隔淮相对的盱眙是一个依山面水,风景秀丽的城市,更是骚人墨客题诗咏叹,尽显文采风流的佳处。“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从侧面反映了泗州、盱眙繁华竞逐、风光旖旎的独特魅力。
  战乱对楚、泗二州的影响
  安史之乱时,“乱兵不及江淮”。肃宗以后,淮上军阀割,有的公开反叛朝廷,“其民始罹茶毒矣。”盱眙、淮阴、泗口、涟水、沭阳、楚州、泗州等地,都受到过军阀的破坏。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戍卒起义,围攻泅州达7个月之久。其间,义军攻陷盱眙都梁城,据淮口,截断漕运路线;又南破滁、和二州,北陷沭阳,直逼海州、宿州,唐王朝震恐,派3万人进援泗州,结果被义军全歼。后义军受挫,方撤围而去。嘻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义军由采石北上,经盱眙一带,没有逗留,对市境影响不大。
  五代时,沿淮有过几次军事纷争,其中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一次最为残酷。这年正月,周世宗率兵攻南唐楚州,遭到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攻44天不克。城破后,“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楚州遭到一次毁灭性的陂坏。
  唐代的楚州诗人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故唐代楚州的文化,亦以诗歌为特色。知名的诗人有吉中孚、赵垠、刘采春等。
  吉中孚(约公元740一798) ,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他能文善诗,与当时的诗人卢纶、钱起、司空曙等齐名,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中孚少年出游,爱鄱阳湖风光,于是客居鄱阳。初为道士,大约过了35岁,终于过够了隐逸出世的生活。还俗后,到长安拜见宰相,由朝臣推荐给皇上,备受奖掖,遂步入仕途。曾任校书和户部侍郎。后因双亲老迈,弃官归乡,孝养父母。
  吉中孚的诗文,同时代人评价很高。卢纶赞他“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吉中孚的妻子张夫人,也会写诗,然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录了她的一首《拜新月》。
  赵瑕(806-854) ,字承佑,楚州山阳县人。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参加进士考试落第,遂流寓长安,达8年之久。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再入长安,举乡贡进士。但大约直到宜宗大中初年(公元847年)才入仕。为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县)县尉。唐宜宗素闻赵能诗,曾问宰相:“赵瑕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来。”读赵诗,见其咏秦诗中“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句,很不高兴。所以赵瑕一直屈居下僚,颇不得意,年四十即卒于任上。
  赵是晚唐著名诗人,长于七律,其《长安秋望》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句,颇为杜牧所赞赏,因此赵暇被人艳称为“赵倚楼”, “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今有《渭南诗集》传世。
  刘采春,淮阴人,伶工之妻。《全唐诗》一共收了她的6首(望夫曲),每首四句,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短短20字,却生动地再现了少妇思念远游丈夫的迫切心情。大诗人元稹赞赏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 “选词能唱《望夫歌》”。当时,“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繁华与哀艳往往是绾结在一起的。
  僧伽与泗州普照王寺
  唐代,楚、泗二州的佛教文化也颇有特色。寺庙以僧伽和尚创建的泗州普照王寺最为著名,香火久盛不衰,举国闻名。何以致此?首先是因为历代帝王的祟信和馈赠。僧伽坐化前,中宗即封他为“国师”,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因避武后讳,改“照”为“光”),还“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据宋《高僧传》载,坐化后,“帝惨悼黯然”, “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閤”。长庆二年,皇帝加封僧伽为“证圣大师”,后来唐禧宗又封僧伽的高徒木叉为“真相大师”。五代时,“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膀曰大圣僧伽和尚”。
  其次是由于名人的崇信和吹捧。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李白,他赞扬僧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机棱棱,亦不臧,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糊孙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彝,再礼浑除犯轻垢”。其他如,“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为碑颂德。”⑤
  泗州寺的香火隆盛,还与古泗州是交通咽喉密切相关。往来舟揖必登塔拜祭,慷慨解囊,敬香施财,不惜重货,并相沿成俗。“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盘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欹柱倾扶半天赤。” ⑥当年施舍之豪,香火之盛的情景,谁都能从这诗句中想象出来。其后黄河夺淮,淮域水灾渐盛,人们对泗州大圣的礼拜就更勤了。

  注释:① 《隋书② 唐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③ 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刘宾客集》卷28④《全唐文》卷41吕周任“泗州大水记”⑤ 宋《高僧传》卷18
  ⑥《韩昌黎集》卷7

  沿淮复线运河的开凿      隋开大运河,其楚州和泗州之间,系利用自然河道淮河连接的,而泗州以下,特别是洪泽洼地区,淮水宽阔,白居易诗云:“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皇甫端题《洪泽馆》诗:“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都反映了行旅在这一带航行的艰难和危险,而此段河道中的山阳湾段,由于泗水的汇入,水流尤为迅急,更被往来舟楫视为畏途险境。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甚至800万石,创我国古代漕运之最。由于漕运量的增加,过往舟楫的增多,每年在楚、泗二州之间的淮河险途上损失的舟船,也猛增到l70艘左右。因此,开河进淮便显得更加迫切。沿淮河右岸开凿的复线运河亦随之诞生。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100年中,复线运河分期施工,陆续完竣通航,“免风涛覆溺之患”。数百年谋求的避淮工程终于获得了成功。     当时,楚、泗二州之间的淮河右岸,依次排列着淮阴、洪泽、龟山等较有名的城镇,复线运河的开凿,就是以淮阴、洪泽、龟山三大城镇为分野,分期分段完成的     首先开凿的是楚州到淮阴的沙河运河。据《宋史? 河渠志》载“楚州北山阳湾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公元984一987年)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宋史? 乔维岳传》又载:“又建安北至淮澨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奸,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候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因沙河运河在淮扬运河之西,故称“西河”。沙河至今清江浦其以西地方,地势渐高,为延缓河床比降,保证河道水位,必须设置闸、堰,明代陈渲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乔维岳在沙河(西河)上置堰创二斗门也是因地制宜,顺乎情理的。二斗门的设置与现代船闸的原理是相同的,可以说,它是现代船闸的前身。     继沙河运河之后开凿的是淮阴至洪泽镇的洪泽新河,又称洪泽渠。据《宋史? 河渠志》及有关人物传记载,开洪泽渠是由马仲甫首倡,由许元实施,皮公弼复浚。开河时间,在公元1049年至1054年之间,开河长度为60里。     最后开凿的是自洪泽镇至龟山镇的龟山运河。《宋史? 河渠志》:(元丰六年正月)“发运使罗拯复欲自洪泽而上凿龟山里河以达于淮,帝深然之。会发运使蒋之奇人对,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之险止百里,淮迩岁溺公私之载不可计,凡诸道转输,涉湖行江已数千里,而覆败于此百里间,良为可惜,宜自龟山蛇浦下属洪泽,凿左肋为复河,取淮为源,不置堰闸,可免风涛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监丞陈佑甫经度。佑甫言:‘往年田裴任淮南提刑,尝言开河之利,其后淮阴至洪泽竟开新河,独洪泽以上未克兴役。今既不用闸蓄水,惟随淮面高下开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势为便,但工费浩大’。帝日:‘费虽大,利亦博矣’。佑甫曰:‘异时淮中岁失百七十艘,若捐数年所损之费,足济此役。’帝日:‘损费尚小,如人命何!’乃调夫十万开治。”遂于“六年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既成,命(蒋)之奇撰记,刻石龟山”。这条复河,至元代运河改道之初还在使用。
  北宋时期的农业经济     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增建。北宋前期,沭水宣泄不畅,位于其下游的沭阳、涟水等县水患频仍,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沈括任沭阳主薄,“疏沭水,为百渠九堰”,使7000顷积潦洼地变成了能排能灌的上等良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又由朝廷统一部署,在市境内兴修白马塘(今金湖县境)、渡塘沟、龙兴浦(今楚州区境)、青州涧(今洪泽县境)等水利设施。在涟水县境内,唐代开凿的运盐河也得到大规模的疏浚,使之畅通无阻。朝廷对疏浚此河很重视,河成后,哲宗皇帝赐名“通涟河”。通涟河不仅运盐,还便利了灌溉。     由于社会安定和政府采取一些鼓励扶持垦殖的政策,加上水利设施的增修,北宋初期,大量的无主荒田得到垦神。大中祥符元年(公元l008年)以后,政府又从福建引进耐旱、早熟、适应性强的“占城稻”加以推广。这对两淮稻米产区实现稳产高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这时期的淮境依然是鱼米之乡。
  北宋时期的工商业
  北宋时期,两淮沿海是重要的食盐产地,其中涟水海口场平均年销盐115000余石,海州惠泽(今灌南县境)等3场达477000余石。这些盐供销到徐、光、泗、寿州,以及江南的苏、杭、湖、常、润州与江阴军。这些地区多利用送遭粮的回空船,到淮北盐集散地涟水运回食盐。那时贩私盐的很多,屡禁不止。有些大盐枭甚至搞武装贩运,强行闯关过卡。宋熙宁间,苏轼经过淮上,曾被政敌诬以贩私盐而险遭朝廷惩处。
  楚、泗等州的酿酒业也得到发展,开始学会酿制曲酒,当时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乡镇都有经营酿业的“酒户”。天禧(公元1017一1021年)初,小酒户被下令停废,此后,酿制业主要被一些大户控制,并受到税收政策的保护。丝、麻编织亦较发达,生产的绢、绫、苎布和孔雀布还作为贡赋,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额。元丰(1078一1085年)年间,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贡绢10匹。
  南宋时期的南北战争及其影响
  北宋末年,波及本区的宋江起义的烽火刚刚平息,接着,金兵又大举南下,北宋灭亡。楚、泗二州遂成为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前沿,再度受到兵火的长期荼毒。从宋高宗建炎(公元1127一1130年)初到宋金“绍兴和议”成立,10多年中,本区几乎无岁没有战事。此后,“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前,也都有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战事。宋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以后的10多年中,以参加“红袄军”起家的李全拥兵自重,飞扬跋扈于淮河南北,且反复无常,时而归顺南宋,时而投降蒙古,本区备受蹂躏,而以楚州、涟水为最甚。旋又遭到蒙古军队铁蹄的践踏,楚、泗二州大地再度成为“兵马走廊”。其中较有影响的战事有:赵立保卫楚州之战,魏胜淮阴抗金之战等。尤以赵立保卫楚州之战最为惨酷壮烈。
  长期的宋金战争,使楚州、泗州一带人民毙逃殆尽,十不遗一。楚州保卫战之后不久的绍兴六年,韩世忠驻节楚州时,楚州城及其周围地区已成为无人区,田园荒芜,屋舍尽被破坏。幸好有几万从淮阳军(今邳县)志愿跟随来的老百姓,在韩世忠和梁红玉的统一安置下落了户.楚州才又饮烟渐稠。其它滨淮重镇,大部分都有类似的惨痛遭遇。
  经过战乱的农村也是一片凄凉。绍兴(公元1131一1161年)中,淮南老百姓多避乱逃散,淮南营田副使王实一次就“括闲田三万顷,给六军耕种”。“淮南丧乱后,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淮村兵后》等诗,是兵燹后的农村景象的生动写照。在淮北泗水沿线,甚至出现文天祥所咏叹的“清野百年久”的长期萧条。
  宋金议和与边境贸易  
  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害怕民众的抗金斗争逾“度”,无意组织积极抵抗,以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只想以民脂民膏来讨好侵略者,宁息边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在战场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与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桧的谗言一拍即和,强令退兵议和,罢免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等人兵权,并对岳飞等横加陷害,与金人签订了“绍兴和议”:宋对金奉表称臣,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领土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等等。后宋孝帝时,“隆兴和议”成,改为银20万两、绢20万匹。开僖北伐失败后,又议和,增加为银、绢各30万。
  为了按时交纳“岁贡”,宋在盱眙宝积山建立岁币库,储放每年送往金国的岁币,按规定,每年春季把岁币送到淮河对岸的泗州向金人交纳。
  当然,每次和议成立后,宋、金两国都照例开放边界,开展边境贸易。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成立后,南宋在盱眙、金国在泗州,先后设置榷场,开展边贸活动。一旦兵戎相见,照例关闭边界。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后,金国在泗州、涟水,南宋在楚州、盱眙等地分别设置榷场。这些榷场,都是官营的,经营者必须向官府交纳关税。
  为了保护国家的关税收入,严禁私下交易或偷渡逃税。绍兴十二年,宋廷即曾下诏两淮漕臣“严禁私渡过淮之人稍有透漏。”绍兴二十九年,金主完颜亮下令撤除两国边境其他各榷场,只留泗州榷场,每五日一次开场;南宋旋即也撤除其他榷场,只留盱眙榷场。金国于泗州榷场增场屋200间,宋遂亦于盱眙增置如金国泗州,并创渡淮需持官发木牌例,这种木牌又叫“关子牌”。对商旅逾期不归者,则以私渡论处。
  但是,由于边境贸易的暴利驱使,一些商贩遂贿赂官府,私渡过淮。装载“茶货钱宝”的商船,原先是“自楚州差人坐押至洪泽(县)止,行运河便可稽考。今仍以固水为名,于淮阴县列小舟不下千余只,一才车船入淮,经过北岸直入清河,无所不往,所失朝廷课利不可数计”。①宋廷忙下令严禁。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宋廷还派出3名官员,专门查禁由高邮到两淮和盱眙的私渡船只。但是屡禁不止,特别是住在楚州和盱眙一带的本地商贩、船民,渡淮如履平地,称私自渡淮贸易为“转淮”。一段时间,宋廷决定大力发展骑兵,战马腾贵,盱眙、楚州的私版者便“骑淮”贩马。“沿边恶少多以平市买马为名,越境作过,谓之‘骑淮’,又谓之‘跳河’,往往出境偷马,时致喧闹。”② 这虽可能造成边衅,但对于当时淮安养马业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边境资易的开放,对淮境经济的复苏,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元代运河改道和洪泽屯田
  元朝建都大都(北京)以后,对隋、唐、宋时期的大运河进行了重大的改道,由刊沟向北,重新取隋以前的泗水航道。而泗水作为大运河的一部分,仅通到徐州以北的鲁桥。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凿渠起自今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北抵临清,上接济川河引汶水北流,下达卫河,长250余里。这就是著名的会通河。
  会通河的开成,大体奠定了今京杭运河的走向和基本线路,淮北运河恢复由清口北上之路。时泗水已被黄河所夺,故清口至徐州的淮北运河,与其说是行于泗水中,更不如说是行于黄河中。
  元代大运河改道后,北宋时期疏凿的楚州至龟山的沿淮河右岸的复线运河,即变的可有可无了。而洪泽湖地区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屯垦区,遂又大兴屯田。
  黄河水患波及淮北
  黄河夺淮所带来的频繁水灾,也是这时期淮境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以前,黄河决溢入淮,大抵在安徽境内,“自西汉以来,淮数为河所侵,多在泗(州)、凤(阳)以上,颍(上)、毫、怀远之间”。人淮的次数并不多,且大都是旋决旋塞。在北宋160多年中,黄河决滥由泗入淮10次,“河势虽南,然旋决旋塞,东流人海之道如故也”。③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将杜充于李固渡西决黄河人清河,以水代兵,以阻金兵。决水由泗入淮。此后的65年间,黄河入泗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频率比北宋时加快了一倍。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从阳武决口,至徐州附近分为二支,其南支由洋入泗入淮,这就确定了黄河南下夺淮的局面。元至元(公元1264一1294年)中,河溢阳武,南夺涡水、泗水,黄河北支开始微弱,河水大半入淮。黄河水患一步步深人,危及淮安境内的淮北地区。
  早在北宋年间,黄河决溢夺泗,洪峰所至,就曾出现“狂涛一瞬卷千家”的悲剧。由于泗水为黄河所夺,逼迫汇流入泗的沂水、沭水改道漫流,使位于泗水右岸,沂、沭水下游的沭阳等县备受其害,这从《元丰九域志》中就已露出端倪。据《元丰九域志》记载,楚、海、泗3州12县中,沭阳、东海2县所辖乡镇最少,两县总共才辖2乡1镇,而且海州各县的平均户数最少,其中主户尤其少。海州每县平均有主户8994户,楚州每县为11945户,泗州每县达12242户。水患带来的萧条显而易见。到元代,水患在淮北进一步加剧,不仅阻滞了农业生产的复苏和发展,而且吞没了泗水沿岸的一些著名城镇,如晋置宿像县、唐初里泗州、宋置宿迁县的宿预古城,以及西汉以降至元朝前期一直为重镇的大清口城,都是在这期间先后被黄河洪水冲圯、吞没的。然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会通河并成后冲谁北运河恢复由清口北上之路,已被黄河所夺的泗水成为淮北运河的一部分,故沿线城市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小清口城、宿迁城,主要是这期间兴起的。
  元朝末年的淮境战乱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烽烟四起,淮安路成为红巾军最早占领的地区之一,战事尤为频繁。早在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世帖睦迩即在淮南淮北等处招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漕运中枢、长淮重镇淮安。
  次年6月,彭早住、赵均用率领的淮北红巾军就先后攻克抒胎、泅州。元军溃败后,元刊部尚书阿鲁又募兵讨伐泗州,被彭部将领薛显击败。
  至正十六年,元镇南王孛罗普化、淮东廉访使褚不华等镇守淮安,赵均用与彭早住自泗州来攻,褚不华派刘甲守韩信城,相为犄角,刘甲屡战皆胜。总兵与褚不华失和,将刘甲调离,韩信城遂失陷,淮安城成为孤立的据点。时义军将淮安东、西、南三面包围,北面又有大河为阻,加上褚不华与其他将领有矛盾,援兵观望不前,守城元军遂陷人粮尽援绝之境。同年十月,淮安城被义军攻破,褚不华则被义军脔割,孛罗普化亦被杀。时淮安仅剩“面张”、“裱王”、“槐树李”等7家,几乎是一座空城。
  嗣后,赵均用称永义王、彭早住称鲁淮王。至正十九年,赵均用兵败北走山东,依附毛贵,淮安一带遂被张士诚义军占领。至正二十六年,徐达、常遇春完全攻克徐州以南张士诚辖境。四月,淮安、泗州被占领。攻淮安时,张士诚将领史文炳弃城而走,梅思祖出城迎降。时“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东、海宁(即海州)、沭阳、赣榆等州县俱废,其壮者已尽为兵,老幼无所归依”,所至十室九空,满目凄凉。
  宋元时期的文化
  宋元时期,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府、州、县学普遍建立,受教育者增多。佛教、道教进一步传播,寺庙宫观众多,涟水能仁寺、淮安龙兴寺、开元寺、天庆观、洪泽镇太平兴国观、龟山寺,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寺观。泗州普照王寺还是宋代的五大名刹之一,香火之盛甲于江淮。建筑、书画、雕塑艺术较前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泗州僧伽塔和盱眙第一山题刻。僧伽塔是宋雍熙中奉诏官修的,耗资巨大,塔高300尺,耸人云天。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艺讲究,为往来商旅登临胜境。盱眙第一山本名南山。由北宋书法家米芾大书“第一山”3字而得名。“第一山”3个大字,“纵逸飞动,大有一夫当关之势”。第一山尚存宋元题刻40多块,其中“苏、黄、米、蔡”,赵孟顺等大家题刻尤为珍贵。
  这时期的文化名人有徐积、张来、卫朴、杨介、廉布、龚开、汤屋等。徐积,宋楚州山阳人,以道义、文学显于东南,自少至老,日作一诗,诗文通俗流畅,且能反映民生疾苦,与苏轼等相友善。张耒,宋淮阴人,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作品最丰于关心民疾的内容,风格平易自然,不事雕饰,苏轼称赞他的诗“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卫朴,宋楚州山阳人,著名盲人天文历算家。他主修的《奉元历》,颇近于今阳历。杨介,宋代著名医家,他绘编的《存真环中图》,对我国古代的人体解剖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还著有《四时伤寒总病论》。山阳人廉布,学画从师苏轼,善画山水,尤工于枯木竹石松柏。其子廉孚,也善于作画。淮阴人、宋元之际的画家龚开,绘画题材广泛,技法全面,描法粗放泗脱,开明清写意画的先河。元代山阳人汤厘,是书画鉴赏家和理论家,所著《画鉴》一书,为著名的绘画理论著作。
  注释:① 《宋会要辑稿》l86册《兵二十九》②《宋会要辑稿》l86册《兵二十九》 ③《淮系年表序》
  明代的淮安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凤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
  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 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未始迁安东。”灌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卜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
  这些移民与淮安土著居民一起,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婚配,对淮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的军防建设
  淮安作为黄淮运交汇处咽喉重镇,也是军队驻防的重点城市。在明代淮安不仅驻有淮安卫、大河卫,还有督漕总兵官所率相当数量的护漕兵丁。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壮(亦称民兵)组织。时淮安府各县民壮,少则200余名,多达580名。各县民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每年都要进行集训。开始时分为三班,“一班在官守城,二班归农。”后来“归农者极少”,多成为长年服役,不仅守城,还充当捕快和吹手侍从等杂差。
  同时,统治者还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营造区域性中心城堡——淮安城。因此,在本区的古城中,以淮安府城最为坚牢高峻,易守难攻,素有“铁打淮安城”的口碑。淮安城分为旧城、新城、夹城(亦称联城),俗称“淮安三城”。
  三城之兴,各有起始,而以旧城最早。旧城始筑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唐、宋时代屡有修治。宋孝宗时,陈敏重加修葺,金国的使臣过淮,见楚州城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元至正间,江淮间兵乱,守臣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明王朝建立之初,增修,包砌砖石,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楼敌台。明初增修的旧城周回11里,东西径、南北径都是525丈,基本是正方形,城高30尺。有5座城门,东曰观风门,南曰迎远门,西曰望云门,北曰朝宗门,西南稍北有门曰清风门。后清风门堵闭,4门名称亦更改:东曰瞻岱门,南日迎薰门,西日庆成门,北日承恩门。四门皆有子城,城上有城楼,又有角楼3座,窝铺53座,还有3座水门。嗣后,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均有规模不等的修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台、4座过街楼,意在使城防增强对洋枪洋炮的抗御能力。
  淮安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高二丈八尺,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为门五:东曰黔望洋,西日览运,南曰迎燕,北日拱极,小北门曰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东西有子城,角楼四,南北水门二,窝铺四十座,雉堞一千二百座”。①按:新城就是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北俯长淮,东南接马家荡。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安时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淮安卫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加以包修,后明永乐、正德、隆庆、万历,清乾隆、咸丰中均进行过修治。
  淮安夹城(亦称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起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起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有四座城门,东南日天衢门,东北日阜成门,西南日平成门,西北亦曰天衡门,东西城有4座水门。开始修筑时高只有一丈四五尺,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有4座城楼。联城本为运道经临之地,粮船屯集之所。嘉靖间倭寇犯境,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明万历二十三年、清乾隆九年,先后加筑、修新。其后岁久渐圯。
  淮安三城西接运河,北阻黄淮,三城一体,首尾呼应、有固若金汤之誉。这在全国都极少见,故淮安三城名扬四海。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军和捻军,都知难而止,未能将其攻克。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军洞。《重修山旧县志》 卷十九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又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清,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2000年,市地震局请省地展局专家以高级仪器在地面探侧,证明藏军洞仍在地下,且大部保存较为完好。西起新城东门,东至今楚州区季桥乡境(柳浦湾属之),近15公里长,其宽度一般为3—4米,还有岔道,岔道最宽处有近10米。
  构筑这么长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藏兵,很显然,主要是用来夹击攻城之敌的。此洞在明嘉靖年间抗倭时,曾藏兵设伏于内,对倭寇实施有效夹击,并取得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清江浦的兴起
  宋乔维岳开的沙河,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闸坝湮废了。明永乐间,平江伯陈暄总督漕运之初,往来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河下)盘五坝入淮。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义二坝入淮,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礼、智、信三坝入淮。过坝时,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剥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把货物装匿上。入淮后逆水而上,至清口人黄河。这一段水流特别迅急,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故“逾淮达清河,劳费甚钜”。
  为了“免过坝及风涛之险”,陈煊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20里,导引湖水由鸭陈口入淮,这条漕河被命名为“清江浦”。为了节制水位,还在清江浦上建了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道闸。清江市的兴起,即缘起清江浦河的开凿。
  陈煊主持漕政时,推行了一种“支运”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的漕粮。“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卢、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六、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人京、通二仓”。据谈迁《北游录)载,明代的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浦,有4O 区仓房,皆“坚基广厚,倍于常制”。转搬仓由户部的派出机关——户部分司(今清晏园即其旧址)监理。
  此后,这里又创办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 清江督造船厂。清江船厂的厂址,在清江浦河南岸,处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其中心位置东去山阳县城、西去清河县城各30里,;大致在旧城区之内。清江船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个大厂、80 个分厂,工匠牙役商人近万,厂房工棚延绵20余里的规模。清江船厂由工部的派出机构工部分司(今市区纪家楼一带)监理。
  在陈煊总漕之前,今市区大部地段还是人烟较少的“闲旷之地”,自清江浦疏凿、四道闸修建、转搬仓落成、造船厂投产之后,这里遂变得热闹非凡:江西、湖广、浙江的粮船要到此卸粮以人转搬仓,其它路过的粮船要到此停泊稽延,运粮官军要在此辗转忙碌,造船的工匠牙役、官佐兵弃在此食役卜居,往来的商贾在此招摇过市,争相渔利… … 往日的“闲旷之地",很快便成为“侨民宿贾,巨室鳞次”的通商大埠了。“清江浦也因此成为这一这通埠的名称,而清江浦河则与淮扬运河一起,被称为“里运河”了。即使经过明末清初的军事政治大动乱,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仍“居人数万家,夹河生十里”。到清乾隆年间,清江浦达于鼎盛,乾隆四十年,人口50余万。仅从这一数字中,即可想见其当时的繁华。因古末口而兴起的淮安城,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
  淮安和明清漕运
  漕运是事关“国脉”、事关国家稳定的要务。为了深征漕运的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于淮安设置督管漕事的大臣,“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清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政漕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②
  关于负责漕运的职官,明朝初年设有运漕使,不久罢去,而以勋爵大臣负责。永乐中设漕运总兵官,一般为正二品衔。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漕运不继,始以副都御史王斌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节谁安,与总兵官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而总兵仍居总漕之上。万历年间,李三才任总督漕运事,三才性格刚毅而雄辩,且文武全才,漕运总兵官、新建伯王承勋对他很是敬畏,不敢与他分庭抗礼。不久,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说,海运停废已久,漕运总兵官没胡必要再设置,朝廷遂采纳他的建议,将漕运总兵裁撤,而专任文职。
  每年年初,总漕巡视扬州,经理瓜州至淮安的漕船过闸事宜,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运过百步洪、徐州洪等,理参政管压赴京。所谓“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驻山阳(楚州区)、清河(淮阴区)。”其后,参将、郎中、御史及催趱、主事五员奉裁,惟留漕运理刑,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③
  清朝立国之初,在淮安设总督漕运部院兼巡抚事。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设满洲侍郎一员,与总漕同驻淮安,名为总理。顺治十八年,在凤阳另设巡抚,总漕专管漕政,而将总理撤回,刑部理刑亦裁撤。总漕一般由从一品大员担任。惟漕储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而各省则有督粮道,皆遥相隶属。还有监兑、押运府佐等官。雍正中,设巡视南漕御史二员驻山阳,后又以一员驻山阳,一员驻济宁。
  漕运之法,明永乐间,平江伯陈煊主持漕政时,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了一种叫“支运”的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有转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点,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
  宣德六年,又采纳陈煊的建议,实行兑运,“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 ,给与路费耗米。”是为兑运。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又有改兑之议。
  清初,漕政沿袭明制,用旗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④积久弊生。两江总督陶澎说:“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反举肯役、催越员弃索费于旗丁。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挤书称、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勒裉通关,以刁难之具。水手出人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舫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丁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 … 此在民之害也。”⑤ 清中叶,由于会通河淤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⑥于是道光皇帝采纳了英河、陶澍、贾长路等人的建议,恢复海运,由上海雇商船经由海道将江南漕米转运到京城。自此河运渐废,改兑制度亦形告寝。
  江南各省漕船到淮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一到此时,各地漕船每20船结为一帮,在押运同知、通判,以及帮长千总、帮办武举等带领下,云集于淮关,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发给签条后,方得过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
  就漕运数而言,明代一般每年450万石,最高达640多万石。清代一般每年为400万石,最高也未超过500万石。从宋至明、清,漕运量的递降,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而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河夺淮日趋严重,运道日益艰难,不能承受更大的运输量。明清两代,因运道经常淤浅,只能用吃水不超过三尺的浅底船运粮,每船只能装三四百石。由于运载量小,运军多,加之漕船经常毁于风涛,故运费特别高昂。这些运费都加在农民头上,农民已经不堪承受。
  淮安榷关的设置
  位于板闸的淮安榷关之设始于明代,起初止有商税,没有“船钞”。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
  延至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因“钞法”难以实施,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计划,实行改革。淮关“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凡本色钞三百万余贯、钱六百余万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⑦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淮安钞关被裁撤,七年复设。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经奏准,淮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
  榷关官员,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以免积久弊生。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族、汉族各一员,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另外派“笔帖式”一员为副手。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淮关监督准泰奏请“笔帖式”二员来关帮办,名曰“委员”。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又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护税。护税武装,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
  船至关前,必须先完税,经检验后,方能开闸放行。
  淮关岁征额,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以前,基本未变,为23000两。天启三年起,因为清军侵扰,及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等,先后增加了“辽饷银”、“新饷银”、“代补盐、桃二邑误派辽饷银”、“助饷银”、“练饷银”等,共达77875两多,比正额多了2.4倍。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额税仍为23000两。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为27000余两,两项合计为50047两多。顺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两,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因办铜(造铜钱)不敷,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⑧ 后又陆续增加到“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
  户部储粮税缘于明永乐间漕粮都以民运。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设淮安常盈仓于清江捕,岁储江南漕粮70万余石,“后以漕粮改兑,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淮仓所储米麦无几,专给江北庐、凤、淮、扬四府运军行、月等粮。万历八年,题准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俱属淮仓户部征收,于是管仓兼管抽税。”⑨ 清康熙间,王渔洋为船政同知,以十里之间,三处设卡收税,增弊而病商,令“商贩裹足”,向漕督帅颜保建议,上奏朝廷合并收税,获准。九年(公元1670年),遂将淮仓户部征收的“四税银”、“商税银”共30890两8钱,归并淮关一起征收。
  工部抽分厂关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员督理。凡竹木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实行三十税一。初无定额,每年大约1.2万两左右。后来因课额不敷所用,兼税及船只、货物,有“抽分”、“余羡”、“船钞”,还为兼济河工经费,而增收“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名目,年额共51225两多。
  淮关还统辖宿迁关、庙湾口(今阜宁县城)。连同淮关,通计五关正额银254363两多,加上报解盈余银,每年为36363两多。
  至清中叶,淮安榷关官吏贪黩,管理混乱,远近闻名。关于胥吏多方苛索、拘私舞弊之情况,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中记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自监督左右,下至环关而居者,靡衣鲜食,咸取给焉。钧宰归自清江,早关未放,时方严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众拥一少年盛服至,次第报验讫,则官舫华仆,持柬讨关,少年皆领之。最后至一破舟,载货浮于所报,少年怒,嗾从者诘之,鞭笞交下,豕牵其人而去。或问:‘少年官乎?’舟子日:‘嘻嘻远哉!老于车者识轮轴,老于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日老谷关食司间妻弟之仆也’。”淮关监督看门人的妻弟之仆,竟能如此作威作福,遑论其他!
  明清盐政和淮安河下
  淮安河下镇位于淮安新城之西、联城西北。这里地处古邗沟入淮处,是北辰镇的一部分。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以后,屡罹水息,加之元明之际兵戎扰攘,遂致墟落苍凉。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平江伯陈煊开清江浦河,导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自鸭陈口人淮,运道改经淮安城西。河下居管家湖嘴,处黄、运之间,加之地势卑下,河下遂由此得名。然河下之名,起于何时,却难以准确断定,最早见于清乾隆间山阳人吴玉缙编《山阳志遗》中。
  河下沙河五坝为民船、商船盘驳转搬之地,帆横云集于此。特别是陈煊创办了清江督造船厂,河下作为造船物资集散地,“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遂一扫苍凉景象,河湖洲清之间,日渐滋繁。今河下有钉铁巷、打铜巷、竹巷、绳巷等街巷名称,皆是当初历史的真实写照。
  淮安河下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盐业。可以说,明清时期盐政制度的因革,淮北盐运线路、掣验场所和集散地的变迁,都与它的繁华寂寞息息相关。
  明初,盐政采用“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于边,粮入仓后,发给凭证(盐引),到各转运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地点。盐引,即以盐若干斤为一“引”(明清两朝,最少时400斤为一引,最多时正余额一引达900多斤),每引纳税若干。销盐之地称“引地”,甲引地的盐妄入乙引地销售者为占销,占梢者按律与售私盐同罪。明弘治(公元1488一1505)年间,山阳人、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开中之法,实施运司纳银制度,即召商开中引盐,纳银与盐运使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因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故“耕稼积粟无所用,遂辍业而归”。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著商人也迁至两淮。这是因为,在明代,淮北盐场发明了摊晒制盐法,这种方法与煎盐相比,花工少,成本低,产量高,盐质好,使淮盐在我国盐业生产上迅速独占鳌头。而淮北分司署这时也由涟水迁至河下,故淮北“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河下遂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上”,遂使河下达于极盛。据《淮雨丛谈? 考证类》 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若而姓… … ”这些侨民宿贾的聚居,使河下迅速形成“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广约五六里,南北袤约二里”的闹市名区。
  明初,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下辖通州、泰州、淮北三分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而淮北掣验所则在涟水城南淮河岸边的支家河口。故一时“百万盐策辐辏”。由于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涟水等地日益频繁地受到洪水的威胁。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因河岸崩塌,而使掣验所圮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到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负责护盐的淮北巡检则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但不少人,则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与此同时,还有的盐商从扬州赶居淮安河下。如程量越一支。程氏由歙迁淮者凡数支,清初在淮安业鹾者有13家,皆极豪富。此外,汪氏自汪尧仙(清道光皇帝老师、大学士汪廷珍的曾祖父)由徽迁淮,也成为著名鹾商。徽商曹氏在当地也有相当大的实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
  明代诗人邱浚在弘治年间写了一首《过山阳县》 寺:“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今河下紧接运河堤的南北向大街,还叫湖嘴大街。
  抗倭斗争和明清之际的战乱
  明嘉靖年间,市境内曾一度受到倭寇的严重骚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五月,一伙倭寇由山东日照登陆,流劫翰榆、沭阳、桃源,一直到清河县码头镇,才被军民全歼。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由通州流劫到扬州,然后分两路北上,一路沿运河突犯淮安,掠民船40余只后遁去。一路侵人盱眙城,再过淮犯泗州,攻城未克,又分众攻人清河县治小清口,焚掠后东下,侵扰山阳、安东。嘉靖三十八年初夏,盘踞庙湾的倭寇又聚众数千西犯淮安城,巡抚李遂率官兵及山阳县民练在县东姚家荡一带大败倭寇,倭患自此基本平息。
  在抗倭斗争中,淮安河下人沈坤和他组织的民练发挥了重大作用。沈坤是嘉靖辛丑科状元,回乡守母丧期间,正值倭警频传。他遂散家财召募千余名乡兵,严格训练,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被称为“状元兵”。今姚家荡的埋倭墩,就是“状元兵”和官兵一起全歼倭寇的遗迹。
  明末清初,淮安府一带又经历了一场断续的历时10年的动乱。祟祯九年(公元1636年)秋,上百万农民起义军进入盱眙县境,攻人县城。次年正月,张献忠合罗汝才、马守应、刘国能等,自湖北襄阳东下,与江北农民起义军革里眼、左金玉等会合,在攻陷六合、天长等县后,再次攻克盱眙。
  崇祯十七年,随着北京城破,祟祯皇帝自缢,朱明皇室如惊弓之鸟,经清江浦、淮安等地仓皇南逃;兵匪则更肆行无忌,焚杀淫掠之事,时有发生。四月末,李自成起义军董学礼部占领宿迁等地,准备进而渡过淮河,被漕督路振飞、巡抚王燮组织的卫漕部队和“义勇”击败。
  此间,明总兵刘泽清率一批骄兵悍将驻守淮安府城,他们为建府第营房而大兴工役,甚至“坏诸生祠及民舍以为用”, 又设卡抽税,增加田赋。而所部将士,更态肆扰掠,搞得民怨沸腾。顺治一年(公元l645年)五月,风闻清军南下,刘泽清即日夜搜索民船,而后乘船从涧河至庙湾浮海而遁。
  然而此间,明督师史可法在淮北白洋河和黄河一线,率领将士坚决抵抗清军,一度击败清军,收复宿迁城。后因刘泽清投降,清豫亲王多铎率部攻占泗州、盱眙,史可法被迫退回扬州。
  稍后,淮安府的厉豫、海州南境的李二和尚、山阳张华山等纷纷聚众千人至数千人起义,在淮安、沭阳等地痛击清兵。厉豫曾率义军围攻淮安城,后兵败不知所终。山东榆园军在沭阳民众的配合下,还曾攻下沭阳城,杀死清廷所委知县。
  黄淮水患的加剧
  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以后,河床迅速淤高,堤防遂频频溃决。特别是位于清口以下的清河(今淮阴区)、安东(今涟水)、山阳(今楚州区)和里下河地区,经常成为黄河决溢洪水的肆虐之所。以安东县为例,从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黄河全流夺淮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的361年中,发生以水灾为主的各种自然灾害高达210年,有的灾情之严重程度,几令人不忍卒读。如光绪《安东县志》载: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六月,“霖雨不止,风霾大作,河淮并涨,千里共成一湖,居民结筏浮箔,采芦心草根为食。”万历四年八月初一日,“河决、海啸,居民逃散,始有废县之议。五、六、七年皆大水,田与海连,百里无烟,舟行城市,复议废县。”后县虽未废,但黄河夺淮前可与江南鱼米之乡相媲美的淮北古县,已被黄河水患折磨得气息奄奄。昔日的肥美田集,几乎全变为“雨天水汪汪,晴天白茫茫,早天飞沙扬”的斥卤之地了。清代一位安东知县沉痛地吟道:“斗大安东县,孤城一望遥。有田皆斥卤,是处尽蓬蒿。”
  再如,市区东郊的古黄河老坝口大堤南侧,有一个湖泊,约六七百亩,水色清碧,深不见底,俗称大口子。其东南方向,池塘洼地断断续续,连绵数里。这是黄河施展其淫威所留下的痕迹。在大口子南侧,还有个地名叫钵池山,名有山而实无山。这个去处所以名不副实,同大口子一样,也是黄河一手造成的。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黄河暴涨,在老坝口决溢,汹涌的浊流直泻东南,水入马家荡、射阳湖和淮安三城,板闸及河下湖咀一带水深及檐。洪水还冲破里运河堤,宝应、高邮县城均受决溢之灾。待决口堵塞,洪水消退,当其冲途的钵池山,已只剩下一个高土坎了。可怜历代经营、历时千年的山上古道观、古刹同时毁于一旦,而环山的山子湖则淤为平陆。老坝口的决溢处,则现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泓子,这就是大口子的来历。
  黄河全流夺淮以后,由于“黄强淮弱”,每黄、淮并涨,淮不敌黄,淮水宣泄不畅,遂潴积于淮阴、盱泗之间的洪泽凹陷区,使洪泽湖的范围大大扩展,由原先的淮是淮、湖是湖而变得涯岸不清、混为一体,由原来湖面位于淮河右岸而变成横跨两岸、汇合诸多积水洼地而成一片的巨浸。同时,黄河还每每倒灌入洪泽湖,湖底淤垫日高,洪泽湖大堤也因之越筑越高,洪泽湖遂成为著名的“悬湖”。“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洪泽湖高屋建瓴的形势,对里运河堤和整个里下河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隆庆(公元1567—1572年)以前,洪泽湖还很少决溢。隆庆三年,黄、淮暴溢,横决高家堰,从此,淮南里下河地区出现了连续水灾。“隆庆而前下河为乐园,隆庆而后下河为阱府,陵谷未迁而风景顿异。” 每逢黄淮并涨,河、淮、湖竞相决堤,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后的20年中,洪泽湖大堤就决堤17次,洪水所至,屋倒禾没,遍地泽国,人畜死伤,无法计数。即使侥幸保住了高家堰,猛涨的湖水又淹没了洪泽湖西甚至盱眙以上淮河沿岸的大片农田,以及滨湖滨淮的城镇。如甘罗城、洪泽镇、渎头镇、龟山镇,以及著名的泗州城、明祖陵和小清口城等,都是在黄河全流夺淮以后陆续沉沦的。
  泗州城的沉沦和清河县迁治
  泗州城城址高程只有海拔6.5米左右,城北又紧滨淮河,四周平坦且卑下略同,这种地势十分不利于防洪。早在明代以前,泗州城遭受水灾的事已是史不绝书。但是,泗州城真正开始感觉到沉沦的严重威胁,是在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以后。而最后注定它沉沦命运的,则是潘季驯“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漕治河方针的实施。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七月,一场不算很大的淮河洪汛,即造成了如下险情:“达旦登城俯瞰,四顾汪洋,城内生灵如坐井中。” 此后,泗州城外防洪堤加高加固的频率,明显加快,万历四年、九年、十六年都曾加修。
  万历六年,总河潘季驯为了确保清口水道畅通,以利漕运,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针,并开始修筑高家堰石工,加筑高家堰土堤,提高拦蓄能力,洪泽湖水位遂逐渐抬高。本来就低洼易灾的泗州城,水灾自然加重。明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说:“泗州城内,原有城河,春夏则容蓄雨水,秋冬则开关泄放。近因淮涨势高,关不可开,而内积水。去年(万历七年),淮复冲城,南门不守,而外水人,雨水交攻,暑雨且甚,遂致城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房舍倾颓,军民转徙。其艰难穷困,不可弹述。”到明朝末年,城内积水已是终年不消,为此,曾“填塞大小街道二十一道,以防水患。”
  明末清初,高家堰不修,蒋坝一带的天然减水坝越减越低,加上高家堰频繁决口,堵闭不及时,泗州城在行将灭顶之际,又得以荀延残喘。但由于黄河不时决人洪泽湖,加速了湖底的淤垫抬高,又为泗州城的沉沦打下了伏笔。清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河道总督,雷厉风行地继续实施潘季驯的“蓄清刷黄济运”的方针。他一上任,就对高家堰进行堵决加固,到康熙十九年,堵决加固工程告一段落。正是在靳辅筑堤期间,泗州城出现了很少有过的险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 “大水,城内水深丈余厂官民已无法立足了。紧接着,第二年夏,黄、淮并涨,黄河又冲决归仁堤,直灌洪泽湖,湖水猛涨一二尺,原先就已险象坏生的泗州城外防洪堤,终于被猛涨的洪水撕开,然后,分别从城的西北、东北冲开决口,城内顿时“水探数丈”。官民大部在这之前转人盱眙城,少数在洪水入城时,转移到防洪堤上,只有个别老弱恋家者被无情的洪水吞噬。
  清江浦在明代,受辖于山阳县,有山阳主簿驻节于此,负责这里的治农、河务事宜,并有行政管理之责。清朝前期,清江浦的隶属关系仍未改变。
  宋元以来的清河县治所,因水患威胁,几经变迁。南宋时,县治在大清口西北(今码头镇北十里),称大河口镇。元泰定中,黄河决溢,城廓倾圮,遂迁治于河南岸的甘罗城。旋再迁小清口西北(今淮阴区旧县村)。明末天下大乱,再迁甘罗城。清初复迁旧县。康熙年间,由于中运河屡次决口流淤,县治日益卑下,“垒土为堤,官署仓库,从上视若阱,岁水大至,公私优惙”。遂又有迁治之议。开始有人提出迁到渔沟或罗家荒去,遭到主持人的反对,这一动议遂告寝。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江苏巡抚陈宏谋上疏,申请移清河县治于清江浦。他在奏疏中提出了移治清江浦的几点理由:一、水势的威胁已经危及吏民的安全,势在必迁;二、清河县跨黄、淮二河,大部地区都受水患威胁,无其它可迁之地;三、清江浦紧靠山阳、清河二县交界处,而且是南河总督的住驻节之地,地形冲要,是较理想的县治之所;四、清口驿-最重要的驿站之一,向来设于小清口县城之中,往来必须绕道山阳县王家营,“缓急莫应”,如果移清河县治于清江浦,把清江及王家营等地划归清河,迁驿站于王家营,则“清河无绕道拨马之苦,山阳无隔远往返之烦。” ;五、清江宫商云集,五方杂处,有知县驻节,“足以镇抚弹压”,于吏治大有益。后来,清廷批准了陈宏谋的呈请。到乾隆二十六年,正式“分地界,计田斌,立寺舍,拨驿马,壹切事宜,定著为令。”办理了移交手续。清扛浦等地才正式归于清河县,并成为清河县城。
  黄淮运的治理及河工之弊
  明清两朝曾花很大力气,对黄、淮、运加以治理,其中治黄又是重点和难点。明代在治黄上主要有“分黄”和“蓄清刷黄”两种方案。分黄论者以清口以下河床日高,人力难浚,主张在清口上下另开新河,分黄东北流经安东五港(今涟水五港)一带人海。万历年间试行,结果导致清口以上运道淤浅,漕运受阻,且对淮北地区危害太大。如,五港口即淤为平陆。所以明清两朝,基本上施行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方案,即加筑洪泽湖大堤,提高湖内水位,以冲刷清口以下淤垫的泥沙,黄、淮洪水得以畅出云梯关。清口以下河床不淤高,运道也就不致淤浅。因此,“蓄清、刷黄、济运三策,毕萃于淮安清口一隅。”
  “蓄清刷黄”的说的首倡和实施者是明万历年间总河潘季驯。潘季驯曾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两次出任总理河道。万厉六年(公元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河后,即提出“束清刷黄”,决定堵塞高家堰决口,提高水位,逼淮河越过“门限沙”,专出清口,为黄河刷沙。堵复其他所有决口,修筑宿迁归仁集以东50余里长的归仁堤,不使黄河决人洪泽湖。筑断分黄的草湾河新河,使黄、淮之水专出云梯关。加筑洪泽湖大堤,并开始修筑石工、板工套堤,以增强其抗洪能力;筑断朱家口,使淮水专出故道,加强对蓄清口以下河床的冲刷力;迁通济闸于甘罗城(今淮阴县码头镇附近)南,防止黄河之水内灌,淤塞里运河。这些措施,一度收到实效,运道约有10余年畅通。
  清代以靳辅为代表的水利专家,继承和发展了播季驯的。“蓄清刷黄”之策。康照十六年,靳辅出任河道总督,在幕僚陈潢的帮助策划下,于堵塞各处决口之后,加筑高家堰土、石工堤,并“帮修坦坡,为久远卫堤之计。”又挑浚清口以下淤浅黄河河道,并在清江浦以下的正河两旁各开一条引河,以所挑之土筑正河河堤。改变运口,迂曲河身,防黄倒灌;兴挑中运河,引骆马湖水济运,结束元、明以来清口以北利用黄河通漕的局面,使这段运道免受黄河的直接影响。又兴挑盐河(即下中河)分泄黄河洪水。康熙三十一年,靳辅卒于任上。“竟辅之身,两河无水患者十年”。
  其间,康熙皇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都到淮安视察河务,冲躬历清河、杨庄、武墩、高堰、高良涧、蒋坝、归仁堤等处,实地指点谋划,正确决策,并处理渎职河官,对黄淮运的治理也至关重要。
  靳辅以后的历代河道总督,大抵都遵循了靳辅的治河治漕方针。然而时过境迁,河道淤浅之势难以改变,“蓄清刷黄挤运”也越来越难见成效。特别是后来,随着吏治的腐败,厅大小吏员,视河工为主要的贪污来源,“唯恐河水之不盛,工段之不寙。”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成效了。他们弄虚作假,肆意降低工程标准,“筑堤则削滨增顶,挑河则垫岸贴腮,买料则虚堆假垛。即大吏临工查验,奉行教事,势不能亲发其藏。”以至沿为积习,“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败不止矣。”
  古代水利奇观高家堰
  洪泽湖作为著名的“悬湖”,是“蓄清刷黄”治河方针的产物。洪泽湖的存在,完全依赖于湖东侧的洪泽湖大提― 高家堰,也就是说,没有高家堰就没有洪泽湖。
  洪泽湖大堤南起盱眙县马庄乡张大庄,北经高良涧至淮阴县码头镇,全长67.25公里。旧名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作为人工修筑的堤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漫长的形成过程。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三十里,名捍淮堰,即今洪泽湖大堤北段,是为洪泽湖大堤修筑之始。后曹魏邓艾修白水塘,唐证圣(公元695年)中,在白水塘北开羡塘,其堤坝大至都在今洪泽湖大堤堤身的南段和中段。元代筑塘屯垦规模扩大,洪泽湖垦区总面积达353万亩。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加固是在明、清两朝。
  在明万历以前,高家堰虽也时有修筑,但工程规模都比较小。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五月,工部奏请修筑淮安府淮河堤岸。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煊大修高家堰。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高家堰大溃。隆庆五年,王宗沭以右副都御史衔总督遭运兼巡抚凤阳,淮安父老向他哭诉:淮安城西高家堰溃决得不到修治,长此下去,不仅淮安、扬州二府民生不保,就是漕运运道也难免其害。王宗沭采纳了建义,命淮安知府陈文烛拨军晌银12000两修筑。这次工程北起武家墩,南至石家庄,长5400丈(约合17.28公里),高不下1丈,顶宽5丈,底宽巧丈。冲决口门深1丈,均用实土填平,然后加筑堤防。在大润口等重要决口地段除下场筑断外,还筑有月堤或俄堤以资保护。实际支银6000余两。
  万历三年至六年(公元1575—I578年),黄河在崔镇决口,淮决高家堰后,造成清口及崔镇以下黄河淤塞,淮河全部从高家堰东漫,里运河两岸连年水惠,运道梗阻。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潘季驯出任总理河漕后,决定堵塞高家堰决口,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淮河出清口。修筑高家堰由南河郎中张誉主持。工程于九月十五日动工。由于工程难度大,潘季驯住在工地督工。高家堰正堤全面进行加高加厚;在地洼水多处还做了3400丈笆工。全部工程竣工在万历七年七月。这次工程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总长10878丈,合34.81公里。其堤身断面为:底宽15丈、8丈、6丈不等,是根据地面高低而定的,顶宽6丈、2丈不等,高度1丈2尺。另外,堤段都栽了柳树。
  万历八年三月,工科给事中尹瑾阅视河工后,上疏建议在苏低洼堤段包砌石工。奏疏报上之后,十月十五日得到了批准。,这次石工计划长3000丈(9?6公里),砌石地点起自武家禅南1013丈处,南端在高良润北3842丈处。施工时间计划4年,实际只用2年半,从万历八年十月至十一年三月。由于工.程提前一年半,节省银19000两。在施工过程中,泗州乡官常三省上告反对,潘季驯力争,才又决定继续修筑,并终得完成。
  万历十九年十一月,潘季驯止疏要求把武家墩至高良涧之间9312丈临水面全部换成石工。老石工墙北端军武家墩长1013丈,就在当年开工。老石工墙南端至高良涧3842丈,计划分人年砌完,每年计划完成石工墙500丈。、这项计划报工部,十一月批准,“依议举行”。但朝中有一派是洪泽湖以西人,以保祖陵为名,阻止施工,造成这项工程无法实施。
  明末清初,政治动乱,水利失修,高家堰水段袂口严重。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靳辅任河道总仔后,对高家堰进行全面整修、加固,并在播季驯的基础上,接筑石工。先是培修高家堰残破堤岸,修整被风浪御塌的石工2297丈,动摇未卸者也全面进行整修。堵塞高家堰各决口,其南北共有石工、板工决口34处,冲沟9处,周桥以北总决口宽达981丈,周桥以南翟坝九河共宽1323丈2尺,堵口先后用4年时间。按筑周桥以南至租坝土堤25里、武家墩以北土堤18里,改变明代将周桥以南作为天然减水坝的局面。并包筑高堪坦坡。
  据《河防杂谈》 载,康熙十六年至十八年八月,靳井雄娜家堰长度为15644.6丈(50、06公里)。康熙三十九年大修小黄庄至周桥高家堰中段石工墙,堤外先用柴草丁厢挡浪,雄后次第兴建,又修古构到六坝段,并拆旧墙砌高。临湖面水深处用桩埽,出水后,改用丁埽,坚土压顶挡浪。武家墩北为石工头,再向北为砖工墙。
  靳辅为了防止洪泽湖大堤决口,在大堤上兴建武家墩、高良涧、古沟、茆家吁、夏家桥、唐埂北、唐埂中、唐埂南8座减水坝,另外在武家墩、小黄庄、周桥3处各建一座排水涵洞,总泄水能力达1000“方”,构成了洪泽湖水库泄洪系统。
  雍正七年至九年(公元1729一1731年),朝廷连年拨巨款,加修险要石工,并改条石丁顺间隔相砌,以高堰墙高为标准,墙顶一律傲平。小黄庄室周桥古构,在旧石墙后挖槽打桩。新砌石工完成后,方撤离作旧石墙。雍正八年,大筑石工墙。时大堤全线石墙修建完固,北起码头镇石工头,南至蒋坝镇,堤顶真高17米,全长120里,堤工共长16000余丈,约合60.1公里。加高后,相应的子堰堰顶高程为16.07米。顶宽9—15丈,底完近20丈。蒋坝以南,地形较高,土质坚硬,湖水至一定高度后,自行过水,为天然减水坝,未建石工墙。后也陆续接筑。至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大堤全线石工修筑完固,共历时170余年。
  杨庄镇的兴起
  康熙三十八年,因黄淮交涨决锐,中运河河堤多处被洪水冲决,遂以中运河北堤为南提,另筑北堤,挑河建闸,称为新中河。新中河比较浅窄,特别是三义坝以上,尤为浅狭,纳水少而不便航行。第二年,总河张鹏酃在三义坝附近把新旧中河沟通为一,三义坝以下用新中河,三义坝以上用旧中河,从而改变了中运河河浅岸狭的状况。然运口仍在仲庄。
  康照四十二年,皇帝第三次南巡,见仲庄闸清水出口,逼溜南趋,有碍运道,遂指示在陶庄闸以下挑引河一道。废闭仲庄运口,把中河东移到仲庄闸东五六公里的杨庄。在这之前,清水出仲庄,每当北水暴涨,直射南岸运口,倒灌在所难免。经这一东移,又大抵恢复了靳辅设计的北、南运口东西相距五六公里的形势。“由是漕、盐两利。
  随着运口东移杨庄,盐河口也东移到杨庄以北的花家庄,并建了盐闸。杨庄遂与其附近的已经湮没的泗口的地位相类似,而成为漕运和盐运的必经孔道,其繁兴亦由此肇始,时杨庄只是一个以杨姓为主的小村落,仅10余户居民。自运口移此之后,南漕400余万石,千樯万轴,此为襟喉。清廷遂设中河主薄、清安汛千总等职官驻节于此。“游手觅食者,既日以滋多,远地大商,亦闻而走集。” 清代,杨庄镇有江西客商集资修建的江西会馆,可见客商之众多。杨庄镇还有专祀河神的大王庙。清康燕、乾隆皇帝南巡,都曾在此视察河务,指示机宜,题诗留蜡,曾立碑刻康熙诗二首、乾隆诗七八首。故杨庄镇是漕运的产儿,与淮上其他集镇之兴于人力大异其趣。杨庄当嘉庆、道光年间,烟火尚繁,沿堤有数里之市,聚居有千户之民。
  咸丰五年,黄河北徙以后,河务不兴,漕运转海,杨庄遂趋于衰落。
  南船北马,九省通衢
  由于黄河夺淮等原因,清江浦以北的京杭运河,不仅迂缓难行,而且危险很大,断缆沉舟的事经常发生。故商人行旅和三品以下的官员凡由南而北,一般都是到清江浦石头码舍舟登陆,到王家营换乘马车;由北而南者,则至王家营弃车马渡黄河,至石头码登舟扬帆。这样速度既快,且较安全。故石码头和王家营为“南船北马”的交汇点。
  石码头在清江大闸北堍——河北大街的拐弯处,向北直达黄河越堤(今市区健康路),最初建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开始仅建石路18丈长。嘉庆(公元1796e——1820)年间,曾展筑了一点,但“厥功未竟”。石码头以北,直至马家大堰黄河边,绝大部分仍为土路,晴天千车辗转,万马奔腾,坑坑洼注,黄尘蔽天;雨天泥掉没膝,车轮深陷,人困马乏,寸步难移。道光(公元1821一1850)中,又在这中间开了一条东西向的小河,上架一座简便木桥宁不甚稳固。当时,这河边桥头的茶庵里,有个叫广达的住持,“悯斯道之崎岖”,自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至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就累日所葬资改建安涉桥,增建越堤北阪之码头,吏平其间邀长三里之路,皆治之以石。于三里间植石柱二十,凿其上方为灯,夜然膏以照行者。”此后,路始方便易行。
  交通冲要地位促使了石码头的繁荣。旧时,石码头一带,骡马车行、旅馆饭店密布,各种行市繁多,分外热闹。若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像章,百道并发,朝瘀上京,而此为交衡”。隔黄河相对的王家营有“日出千车”的盛况。 石码头因而被盛誉为“九省通衡”,王家营则是“南船北马”的交汇名区。
  在黄河北徙前,横亘于清江浦和王家营之间的黄河水流异常湍急,经常船翻人亡,如果遇到一种叫“黄河驹”的奇异巨浪,就谁也别想侥幸活下来。“故幸而获济,则籍籍告语,共相欢慰。”
  清代,按交通地位的重要程度,把驿站分为好些等级,清口驿被定为“一等极冲”,有递马75匹,马夫75名,抄牌、羽书、传牌、兽医4名,水、旱夫300名。清乾隆年间驿站由小清口迁王家营后,驿舍宽敞,可容百人。时还设有分管好多所驿站的“淮塘”塘官驻王家营。
  驿站主要是用来传递公文急件的,大量的官民行旅则必须住普通的旅店。王家营作为交通咽喉,旅店林立,若值秋闱会试,平时做其它营生的居民也纷纷把住宅改为临时旅店,以牟取暴利,“旬日之人,可与大贾抗”。
  与旅店并盛为伍的是车骡厂。自清真寺以南直至黄河堤,是轿车厂,有一百多家,“大者推南严北严,南饱北鲍,南于北于,东扬西汤,有盛并雄一时”。 此外,还有48家大车厂、七八家骡厂。这些车骡厂皆有镳师保证旅客安全,镳师们武艺高强,驰名北道。其中以东汤业主扬六括最为著名。这些车骡厂经常到扬州一带招揽旅客,他们最远的可以把客人护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
  王家营以北的陆上驿路,起于旧黄河缕堤,经渔沟等地北上。因皇帝巡游曾走过这条路,故又称御路,此路一直通到北京,又叫通京大道,是行旅云集,踵趾杂沓的交通干道。清初顾炎武《王家营》诗中有“荒垌据淮津,弥望遍秋草。行人日夜驰,此是长安道”的诗句,可以想见当日景象。
  名曰通京大道,实则路况很差,在本区境内,路面土壤疏松,很容易塌陷。“每暴雨至,水弥漫不辨辙迹,禾苗冒没,旅人农夫交病”。 虽时有维护,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根本解决间题。晴天的路也不好走,遇到有风天气,则“飞沙蔽天,鲠喉迷目” 土质松散的道路经千百辆车轮的反复辗转,坑坑洼洼,颠簸倾侧,也足以松人筋骨,更常有杀人越货的强盗出没路衢。
  黄河对淮安地理的改造
  黄河洪水肆虐,使淮阴地区原先优越的生产条件,几乎全部丧失。首先是顺流畅出的排灌水系全部被破坏。
  在淮河以北,由于黄河夺淮,使沂水、泗水失去原来流路,在宿、沐一带迂回交浸,逐渐潴积成骆马湖、黄墩湖等年轻湖泊。并在骆马湖以下互相串夺漫流,下注后来疏凿的六塘河。沭河下游则潴积成扎埠、平墩、青伊湖等串联湖泊洼地,从蔷薇河、临洪河分流入海。沂、沭、泗水的新流路又往往成为泛滥的黄河的溢洪道,于是硕项湖、桑墟湖逐渐淤成平陆。原泗水左岸的睢水、潼水,也被挤近多次改道,漫流于泗、宿等县境,下泄洪泽湖。
  在淮河以南,由于清口以下河道受阻,加之“黄强淮弱”,淮河只能在高家堰一线另谋出路。明末清初,就曾一度由高家堰南端奔入江,后被堵复。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淮河洪水两次冲破蒋家坝大堤夺路入江,从此固定了由三河经扬州入江的流路。而早在明中叶以前,洪泽湖东部垦区的灌溉渠系就已遭到破坏,加之实行“蓄清刷黄”之策,故明中叶以后,就不见这一地区有屯垦的记载了。
  黄河的频繁决口,还使大片大片的沃野被流沙礓砾掩埋下去,涟水境内,有的甚至淤积了五六米深。这就使淮北地区裟濒于绝迹。同时,由于许多淋漓排水不畅,还使大片土地盐碱化,成为草茅不生的赤地。清代涟水有一位县令,就曾咏叹原先为鱼米之乡的涟水,成为“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的极贫县份。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统计,全市有盐碱地500余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
  农业的衰落和土地兼并的加剧
  黄河夺稚造成水灾连年,而水灾之后,往往踵接旱灾。水早田荒,杂草丛生,又多成为蝗虫的革生地,造成严重的蝗灾。正如袁枚任沭阳知县时所咏:“入境蝗如旱晚潮”;“水荒犹有稻,蝗荒将无粱”。可见危害程度,有时比水灾更严重。频繁的水、早、蝗灾,致使农业连年失收,广大人民生活贫困,故在明朝中后期就有“淮贫”之说。尽管如此,人民还得承担苛重的赋税徭役,特别是滨临海、河、湖地区,耕地被洪流冲毁或沉入水底,还得“望空纳赋”。同时,因本区地处交通要道,差役之重也远甚于其他地区。例如明代的清河县,“每遇差使频急,多到一月四五千差,”远远超过每年额定的3600差之数。“灾困差累”,人民大批大批地“相率泥门而逃”。 这从明代的几次人口统计中也得到反映。淮安府山阳、清河、桃源、安东、沭阳、宿迁6个县中,在明景泰三年(1452年),共有53283户、493664口,到正德七年(1512年),有68818户、558316口,而天启四年(1624年),才有49445户、384236口,不仅少于正德七年,而且少于明初的景泰三年,可见逃亡的严重程度。所以,民国《泗阳县志》说:“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仅千百中之什一耳。”人民的大量逃亡.使生产丧失了连续性,又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萧条。
  同时,一些豪强、官僚、僧侣乘机大规模兼并土地,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本区各县都有拥田数百千顷的大地主,其中又以沭阳县最多。该县“东秦(今地属涟水)、西鲍、南耿、北赵”四大地主,各占田数百顷至上千顷,居住在沭阳城的程开聚,用高利贷、高租额等手段大肆兼并土地,至道光初年已占田四五百顷。淮北纲盐改票后,他又用经营盐业所得不断购进土地,致兼并土地达1600余顷,其富有遂被称为“江苏第一家”。此外,宿迁的寺庙地主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势盖一方。故有“沭阳财主宿迁庙”之说。淮安的湖心寺等寺庙地主也财势薰天。
  涟水盐河东则有嵇、朱、薛、贾,盐河西有乔、王、吴、马,这些都是有田数百顷乃至上千顷的大地主,吴姓大地主从涟水北境到位于南缘的涟水县城,中间只经过纪集时,不是走在自家的田地上。还有链水城的胡公雅,东胡集原先就是他家的客庄。涟水有首民谣:“嵇、朱、薛、贾,乔、王、吴、马,不及涟城胡公雅。”可见其财力之雄厚。山阳县东30里的刘家圩,为恶霸地主刘鼎来的庄园,四周有水圩、树圩、土圩,出入口架有吊桥,宛如《水浒传》里的祝家庄一样。刘鼎来家有8000多亩土地,周围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有500多家原先有自己土地的农民,都被迫出卖土地,并降为他的佃户。可以说,这500多家,每一家都有被刘鼎来高利贷盘剥或巧取豪夺的血泪史。对这些农户来说,土地兼并的人害,远胜过黄河决溢的水灾。
  特色鲜明的手工业
  由于农业的衰微,手工业也相对落后,但却有其鲜明特色。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以造内河漕船为主的造船业。清江船厂“部厂”设在今市区的里运河南岸,船厂沿里运河南分布,东近板闸,西至韩信城,长23里。这里集中了沿海沿江很多州县的各种工匠约6000人,另加上牙商人役,共有近万人。据席书《漕船志》载: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到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清江船厂共造漕船27332艘,其高最高年份造678艘。此外,每年还承造50多艘遮洋海船。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大海船,有的也是清江船厂所造。清江船厂造船均工艺水平很高,每只船需多少材料,多少工时,都有严密的计算。到万历年以后,已经知道用铁钉妨碍指南针导航的准确性,改用质地坚硬的铁力木或竹钉。为了保证船身坚固,还在木板拼合处用一种叫“蛇皮内膏”的粘合剂浸钉钉船。船只保固技术的进步,也显示了造船工业的发达。清初,清江船厂继续开办,年生产量达560艘左右,与明代相当。乾隆年间,由于黄淮经常泛滥,稽阻运道,造船物料往往不能按时运达,清江船厂遂逐步裁撤。
  海盐生产,宋元时,境内尚有莞渎、涟水等场。由于黄河夺淮,海岸线迅速向东推进,使这几个场终因“海远卤淡”而陆续停闭。
  民间手工业主要有酿酒、榨油等。明正德以前,淮酒就很有名,时以山阳县为最,有酒坊100多家,每年需耗粮几十万石。正德年间,山阳县酒醋杂税,每年达白银1776锭多,占淮安府二州九县同类税总额的44%。所酿酒有秫酒、曲酒二类,有“苦篙”、“金盘露”、“珍珠”、“状元红”等品名和品牌。“后官吏百计诛求,业此者贫到刺骨,而酿法几绝。”嘉靖时( 1522~1566年),淮安知府陈文烛下令臧少酒税,酿酒业才重新振兴。淮北各地的酿酒业遂陆续起步,至清中叶,高钩大曲酒已名播大江南北。淮北盛产大豆,榨油业颇发达。豆抽、豆饼在清道光以前大盈转贩江南各地,“获利为厚,榷关亦堪移为巨款。”
  淮安还是仿古鎏金铜器的著名产地。生产的仿古小鼎炉、香鸨、香鹤、铜人、大香猊等物,做工细腻,可以乱真。这些仿古鎏金铜器的购买者主要是以盐商为代表的众多豪商,他们不仅自己收藏或做家庭摆设,而且用来馈赠南来北往的达官显贵。
  淮安的制革也很有名,特别是制鼓。据说,明代官府、宫廷用的鼓、多为淮安所造。淮安产的鼓,“紧绷密钉,晴雨同声”。质量确实过硬。
  此外,王营生产的轿车、大车质地坚固,造型美观,纹饰典稚,驰名北道。
  苇编、蒲编、柳编也是传统手工业,普通乡民利用农闲制作,生产种类多,范围广。淮上织苇为屋向来有名,堪称一个特色。明清时期,苇编、蒲编、柳编发达,规模很大。因当时河务、漕务、盐务殷繁,芦席、折子、蒲包、柳筐等,不仅用量大,而且使用周期短,从而在淮安城乡形成一大批以编织为生之户。后都随着河、漕、盐务的变迁而衰微。
  纺织业兴起较迟。清乾隆间(公元1736~1795年),山阳县令金秉祚曾雇请江南纺织高手20名来淮传授纺织技术,几经反复,清中叶以后始渐形推开。
  明清时期的民间手工业,多为工商一体化的小生产,商品生产者同时也是销售者。其次,生产的区域性比较明显。第三,酿酒等业,已按照工序实行内部分工,形成发酵、制曲、酿造等各精一道工序的技术构成。生产规模较大的酒坊,已出现产销分离,具备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基本特色。
  食盐运销与盐政改革
  明清时期,食盐多由官商垄断经营。淮北盐经由盐河南下,运至王营以东草清坝,用盐车盘坝渡过黄河,经永丰坝入游南小盐河,而达河下淮北盐运分司,经收税改捆,入运河或南下人长江西运,或由乌沙河入洪泽湖溯淮而上,以过各运销口岸。
  经营淮北盐的众商,利用垄断经营的特权,在各食盐销售口岸,肆意抬高价格,牟取暴利。清中叶以后,官商将盐价愈抬愈高,造成食盐严重滞销,盐场上盐沱如山,任由风筛雨耗,而广大贫苦百姓却因买不起盐,苦于淡食。国家税收连年完不成计划。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首先在淮北实行盐政改革,打陂了官商对食盐的垄断经营,一时商情踊跃。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不久,又规定盐斤只能由盐河运到王营西坝栈积,然后由岸商运到各地梢售,淮北盐集散中心转移到西坝。西坝在短时间内即建起22家盐栈。清政府又在此设立税卡,驻扎缉私的官兵,有效地控制了盐税。从道光十二年到二十七年的15年间,西坝盐栈合计缴纳正税、“杂课”、“报效”、“经费”及代交淮南“悬课”银       1350余万两。正如旧志所说,“西坝区区数里之地,管钥噤喉岂不重矣!”
  西坝因而“闾阎相接,日以繁浩”,设置盐栈之处,每亩地价高达好几万钱。
  两淮城市的畸形繁荣
  明清时期,以清江浦为轴心的两淮城市,尽管处于全面萧条的广大农村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扼河、漕、盐、榷、驿的机杼,其发展仍进入鼎盛时期,呈现畸形的脂粉式的繁荣,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其中,淮安及其卫星镇的繁盛主要倚赖于漕、盐、榷。漕运为封建王朝命脉之所系,故明清总漕地位很高,与封疆大吏相埒。淮城是总漕机关所在地,俨如省会。这里驻有大批理漕官吏和卫遭兵丁,漕船到达这里,要接受总漕的盘查。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是有名的“肥缺”。官盐商的奉富更无与伦比,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的数以千万、万万计的财富,在河下营造第宅、园林,以致区区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园林则达70多座。他们“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人则华筵连宵,歌吹竞艳,挥霍无度。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
  淮安还设有道、府、县衙门;卫星镇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而商贾也以淮安驻有众多的肥官豪商,在这里盘桓,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城内城外,店肆酒楼鳞次栉比,“市不以夜息”。并形成以经营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为特色的商业,烟馆和妓院众多的肮脏的服务业,融南北口味于一炉,在烹任上形成独特技艺和完整体系,成为淮扬菜系主要发祥地的饮食业。此外,钱庄业、编织业、搬运业等派生行业蓬勃发展。这些构成了该时期淮安城市的基本特色。
  清江浦北阻黄河,南下扬帆,为“南船北马”的交汇点,并一度被称为“九省通衢”。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是其繁华的重要因素。
  清江浦的繁华更缘于河务、遭运。这里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分司,有全国最大的漕船厂,有漕粮转搬仓。清初设有总河行馆,雍正七年改为南河总督署,还先后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
  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要论“油水”,则胜过总漕。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遇有大水决溢,还另拨专款。如此巨款,其实“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因此,河工大小吏员,“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他们挥霍淫奢,使“脂膏流于街衢”,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门,细縠丰毛,山希海馔,扬扬然意气自得也。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飞,眉目夜朗,悲管清瑟,华烛通宵,一且之内,不知其几十百家也。梨园丽质,贡媚于后堂,琳管缁派,抗颜为上客,长袖利履,飒沓如云,不自觉其错杂而不伦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总河驻节对清江浦繁荣的影响之大。清乾隆四十年,清江浦人口达54万,比同时的汉口、南京的人口还多。它已不仅是一方之重镇,更是全国之名城。
  明清时期的文化
  两淮城市的繁华,造成了人文荟萃的局面,从而把淮阴地区的封建文化推向顶峰。这首先表现在教育的兴旺。除了府学、县学外,还办起了不少书院、义学、社学。仅淮安、清江浦两地,就有书院近20所。较著名的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崇实、袁江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明清两朝,仅山阳(今楚州区)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河下弹丸之地,不仅举人、进士众多,而且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河下三鼎甲”,一直被传为佳话。
  在文学艺术方面,这里产生了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吴承恩(1500~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住淮安河下。少时即以文鸣于淮上,可是仕途多舛,60多岁才谋得长兴县丞,两年后辞职的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书中写的“神魔皆有性情,精魅亦通世故。“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 让人们在会心一笑之中,获得无尽的审美愉悦。在吴承恩之前100多年的元末明初,《水浒传》 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曾长期在淮安栖留。据有些学者考证,施耐庵的《水浒传》主要是在淮安写成的。施耐庵的书斋在“淮安西门城内土地祠后”,为三间平房。施耐庵死后就葬在淮安,几十年后,其孙子才迁枢南去。可以说,淮安这座市民文化发达的古城是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发祥地。
  同时,封建士大夫所祟尚的文艺形式堪称兴盛。文人士子,诗文往还,结社唱酬,相互切磋,蔚然成风。故淮安有“诗城”之誉。若值国运衰徽、江山易主之时,则以名节相砥砺。例如,明末清初,以遗民相许的诗人张养重、靳应升、阎修龄等创立的“望社”,就是这样的组织。张、靳、阎几个创始人,都拒绝接受清廷的征聘,始终没有出仕。张养重在诗歌创作上,成就较大,诗境含蓄悲凉,寄意深远,多隐亡国之痛。但后期的望社成员,却终于耐不住寂寞,应征的应征,赴考的赴考,且多身披紫蟒。至于承平之时,则多吟咏风月,感慨人生,如曲江楼文士聚会的唱酬诗集之中,尽管充斥着标榜一时的所谓“曲江十才子”的佳作,但也跳不出吟咏风月的窠臼。
  在清中叶后期,则有斥性灵、讥格调诸说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潘德舆。
  与他往还的郭仪霄、黄爵滋、张际亮、汤鹏、魏源、龚自珍等皆一时名士。潘德舆在清中叶的文坛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潘德舆(1785-1839) ,字彦箱,号四农,山阳车桥人。中解元后屡困科场,遂潜心著述。他以《诗经》为根本,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著有《养一斋诗话》、《养一斋诗文集》、《作诗本经》等,他的诗论,把“乾嘉诗坛的不良习气,已经湔洗净尽”。从而成为清中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在清代考据之风的推动下,淮阴产生了乾嘉学派的先驱、著名经学大师阎若璩,以及训沽学家张弨、朴学大师吴玉搢、任瑗等。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别号潜邱居士,淮安河下人。学问渊博,融会贯通,尤长于考据,其《古文尚书琉证》8卷,震聋发溃,一锤定音。梁启超评价说:“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清代学者张穆评价说:“念国朝儒学,亭林之大,潜邱之精,皆无与伦比,而潜邱尤北方学者之大师。” 阎若璩是乾隆学银曲杰出先驱。
  吴玉搢(1698-1773) ,字藉五,号山夫,山阳县人著有《别雅订》、《说文引经考》、《金石存》等,其中《别雅订》收人《四库全书》。
  任瑗(1693-1774) ,字恕庵,号东涧,山阳县人,着有《朱子文类》、《正经说》、《阳明传心录辨》等。
  由于总漕、总河及众多豪商的聚居,从而促进了戏曲的繁荣。特别是南河总督管辖的各厅署内,都包有戏班,一年到头,无一天不演戏,“自黎明至夜分,虽观剧无人,而演员自若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昆曲高手、徽班名优纷纷到此献艺,造成了两淮戏曲的繁荣。
  在书画音乐艺术方面,有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花鸟画家边寿民,以及释雪庄、薛怀、何予之、张增、鲁长泰等。还有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孙长源,他著有《琴旨补正》、《琴谱拙存》等四种琴学著作,有一定影响。
  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医学、水利工程学、数学等较有特色。医学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两淮医派,其代表人物是:被誉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水利工程学方面,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靳辅、陈潢等都以这里为重点地区进行了某种成功的探索。如“之”之形河道的创建,筑坝堵决技术的提高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本区的治水专家郭大昌,其堵决技术无出其右,他与西门豹、李冰父子、白英等有限的几个人一起,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水利科学家。数学方面,著有《开方释例》等书的数学家骆腾凤,以及天文数学家汪椿等。
  注:① 光绪《淮安府志》卷三②光绪《淮安府志? 漕运》③光绪《淮安府志? 漕运》④光绪《淮安府志》卷6⑤ 黄均宰《金壶浪墨》卷一
  ⑥光绪《淮安府志》卷6⑦光绪《淮安府志》 卷八⑧光绪《淮安府志》 卷八⑨ 光绪《淮安府志》 卷八
  太平军、捻军在淮境的斗争
  晚清时期,最令淮安地区封建统治者惊惶失措的是太平军和捻军斗争的激荡。
  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及捻军在皖北迅速壮大后,淮安各地人民乘机揭竿响应。在此期间,山阳梁常保、盱胎王兆洪、杨伦、刘万源、陈士明、沭阳马五、王克韶、李黑老、陈玉标、刘天福、赵官增、宿迁刘业驹、田庚寅、孙怀五等数十股农民武装先后起义。初起时,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乃至数千人。他们树旗号,攻乡镇,占圩砦,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使淮安的封建地主阶级惊恐万状。
  咸丰六年春,以垦种山地为主的盱胎“棚民”在刘万源等领导下起义,在高家坂、涧溪等地重创清军。咸丰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著名幅军将领陈玉标率领千余义军,在宿迁郑家庙设伏,一举全歼沭北地主武装主力,击毙其总头目徐春森、何承瑞。不久,幅军在沭阳新挑河受挫。但后来又发展至数千人,驰骋宿、沭、海各地,并与捻军联合,成为捻军的一部分。刘天福、刘业驹、田庚寅等领导的义军,也都加人了捻军。刘天福、刘业驹、陈玉标还成为捻军的重要将领,率军转战苏鲁皖,曾在安东蔡工、沭阳郝家湖、韩山等地取得较大胜利。
  咸丰九年五月,陈玉成率太平军一部由扬州出发,攻克天长,继而重创清军援军李兆受部和胜保部。李兆受逃回滁州,胜保败退到盱眙。陈玉成挥师乘胜进击,兵分三路进围盱胎城。胜保慌忙东逃蒋坝,企图凭借三河天险顽抗。太平军攻克盱胎,杀死知县许垣等千余人。后因战略需要主动撤出。同年九月,捻军龚得树部为策应太平军,曾再度攻占盱眙,逼走清军张德胜、胜保部。
  清江浦大捷是捻军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咸丰十年二月,捻军名将李大喜、张宗禹率主力2万,由徐州附近南下,占领桃源县城,旋挥师南下,横扫在湖滩小桥阻击的清军,直扑王家营,攻取苏北重镇清江浦。时在清江浦禹王台一起宴游看戏的南河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和淮关监督等,仓惶逃逸。“漕督、榷使疾还署,河帅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于庆成之门(旧城西门),门者不纳,虑其冒也,面而后入之。未几,榷使继至,呼于北门,门者日:‘城无商,不须榷也’。遂去。贼既焚掠清江,南至湖嘴,漕督欲行,行李辎重,自署前至于南门。”被山阳知县顾思尧令士绅们锁闭城门,坚不放行,而怏怏作罢。① 在逃离清江浦之际,被命令留下率军抵抗的淮海道吴葆晋、副将舒祥及一大批土豪劣绅,均被捻军击毙。接着,捻军以清江浦为中心,在周围几县的数百里范围内流动作战,屡败前来攻击的清军。然而13天后,捻军却在达到补充军饷的目的后,主动西撤。
  捻军的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杀烧抢掠也很严重,清江浦、板闸等地的官署,如南河总督署被焚烧只剩下荷芳书院,清河县署、王营清口驿、淮关监督署等也无一幸免,豪门大宅、书香门第、商号钱庄亦都被洗劫,不少无辜被杀,妇女被侮辱。可以说,清江浦、王家营、河下、板闸,自此一蹶不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未能恢复清咸丰十年(公元1800年)以前的繁华。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九月,赖文光、任化邦率军南下沭阳,在新挑河史家荡受清军刘铭传部围击,伤亡较大,被迫由宿迁转战山东。此时,西沿运河,北沿黄河,南沿六塘河一线已驻守了清廷重兵;各地村镇则在清廷统一部署下,纷纷筑圩自守,坚壁清野;六塘河南堤,西起刘老涧,东到灌河,则筑成200余里的长墙,连营40,驻兵2万,切断了捻军南下之路。这就使以流动作战为主的捻军陷人困境。同年冬,捻军终于在突破六塘河防线南下的过程中全军覆役了。
  晚清的河漕总督
  道光年间,就有以海运代替河漕的动议,并且进行了“试办”。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运道也梗塞不通,致“停止河运者十数年”,此间,漕粮多由海运。随着运河潜运能力的下降乃至丧失,主要为治河治漕而设的南河总督,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廷正式裁撤了南河河道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督移驻于清江浦原南河总督衙署内,并明令漕督兼管河务,称为河遭总督。
  1872年以后,江南漕粮全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包,经由海运,运河的地位遂一落千丈。但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列强侵凌和制海能力的限制,清政府仍迟迟不愿废止河运。他们认为,虽然运河浅阻,“运米无多,而相沿不改者,所以备外海或有不虞,犹可恃此一线,以为内地转输之路也”。所以河漕总督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才裁撤。
  这时期的河漕总督,一个重要任务是疏通运道。就疏通运道而言,也因很少有漕船往返而成了一种可以多干少干的“软任务”。故河漕总督也就成了比较清闲的职事。从1861年到1904年的44年中,任漕河总督者共28人,<<清河县志?仕绩>>中载有“政绩”者7人。然而,他们的“政绩”却主要是倡教兴学,“建丰济仓,置水旱田”,建官舍行台之类。至于河道修防之事,只在<<水利>>中零星提及,如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两江总督曾国荃、河漕总督卢士杰“虑黄河下注,会奏自里河运口汛通湖,引河之陈家集迤西,开河八百七十丈,尾接吴城七堡旧黄河”。这条河即是今码头镇附近的窑河。光绪十七年,又开顺清河通漕,代替了窑河。
  深究起来,清政府迟迟不裁撤河漕总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总督都统率有相当数量的军队,战时还有组织练勇之责。第一个驻节清江浦的河漕总督吴棠在任期间,为攻击捻军太平军,“乃厚集兵力,时其训练,扼要分守”,并传檄凤、颍、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州县,坚城镇、筑圩砦以困阻义军。吴棠的继任者张之万(张之洞族兄),“政务宽大,而严于治军,筑六塘河长圩防捻,捻首赖文光穷蹙南窜,追至扬州擒之。”这两位总督都因积极纠集力量围堵起义军有功而升官晋级。同治末年任河漕总督的文彬,也因统军捕盗有功,而被史志所大书。其他的总督如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等,都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种名不副实的河漕总督被改为江淮巡抚。同年又改为江北提督,成了地道的军事职官。原来的河漕总督衙门也相应变成江北提督府。
  黄河北徙与两淮的衰落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原夺泗夺淮的河道废弃,废黄河遂由此得名。
  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加上清政府疲于对付太平军和捻军,无暇旁顾,任运道梗塞不通,致使运河停顿了10多年,江南漕粮遂大部转由海运北上。
  黄河北徙后,水工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成丰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于清江浦原南河总督署内,且由漕督兼管河务,而漕运式微。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清政府把江南漕粮交由轮船招商局承包,经由海运,河运遂一落千丈。随着交通地位的下降,淮安、清江浦等运河沿线的城市渐形衰落。特别是19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宜统三年(公元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衰落的速率逐步加快。据宜统三年统计,清江浦人口已骤减到不足10万了。市面也明显冷落,原先城内城外鳞次栉比的旅馆饭店,一批一批地倒闭,连号称“九省通衢”的石码头一带,旅游饭店也寥落可数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决口,黄河断流,运河浅阻,淮关年额短收20余万两,奏准减半征收。又由于太平军攻下南京,商旅大受影响,从咸丰三年至六年,均减免八成。咸丰十年,捻军攻陷清江浦等处,南北舟揖不通,此后皆减免七成。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又减免九成。
  综看淮关衰落,推求事实,大致有五方面的原因,“黄河迁徙,冀、豫之物不能南来,一也;漕艘不行,湖广江汉之产未能运京,二也;礼字河(老三河之一)不闭,东省、皖境之货绕越而去,三也;闽、越、江、浙之财半附轮船转运他处,间有过淮应榷货物,又挟‘洋票’而免(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关税豁免权),四也;胥吏多方苛索,商民畏缩不前,搜捕愈严,偷漏愈甚,五也。”②
  黄河虽然北徙,但黄河造成的灾害性地形却挥之不去,如,每一次大的决口地带,都形成一个扇形的淤积带,这一个个的淤积带为重新建立顺流畅出的排灌渠系设置了一道道障碍,形成了很难改变的涝渍灾害性地形,依然是徐淮平原和里下河平原的灾害根源,频繁地酿成灾荒。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夏秋大水,市境内的黄河故道以北地区尽成泽国,夏粮秋粮颗粒无收,安、海、沭、赣等地的60万灾民麇集清江浦,等待赈济。一时间,清江浦北侧废黄河滩上,东起铁心坝以东,西至八面佛以西,宽约七八里,南起土圩根,北至杨庄,长约20里,接接连连,密密层层,都是用芦席搭起的难民棚子。当局生怕激起民变,派出一班经验丰富而又勤政廉洁的官绅如王叔相、倪嘉福等苦心经营,设厂放粥。尽管如此,此次病死饿死冻死的难民,仍不少于3万人。直到次年春末,当局才发给途中食粮,将这批灾民遣送回家,赚济工作到新麦登场后方止。
  近代实业的起步与受挫
  两淮衰于交通地位的下降,所以,淮安近代实业的起步,也是从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始的。清政府对开办实业,压于内而惠于外,故经营者多挂外商旗号。首先经营里运河航线的,是由某道员及商人创办的立生洋行,挂英商旗号,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六月开航清江至镇江的班船。到达清江的班船,即在中洲南岸停靠,旅客上下船均在轮埠路边的码头。此后几年间,争相在这条线上航行的有“四维”、“和丰”、“顺昌和记”、“永兴利”、“宝运”、“义昌”、“福运”、“戴生昌”、“泰昌”等轮船公司,分别挂英、美、法、日等国商人的旗号,约共有轮船三四十只,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局面。轮埠路一度在熙攘热闹中充满硝烟。光绪三十一年以后,由于戴生昌轮船局和招商内河轮船公司与日商大东会社相勾结,很快造成三大公司共同垄断这一航线的局面。辛亥革命后,三家共同垄断的局面才被打破,并出现新的激烈竞争。比里运河略晚,中运河航线清江至窑湾段也被招商内河轮船公司开辟。淮河正阳关至清江航线,则由冯煦等创办的利淮河工小轮公司疏浚通航,然旋废。盐河轮船航运,迟至民国初年才起始。
  此外,还创办了铁路。19世纪末,清廷就曾筹议清江至北京修铁路之事,并计划以清江为交汇点,再北修至海州,南铺到瓜洲。筑路经费由江苏铁路公司招国内商人入股,集资远远不足,遂有“订借奥德洋款之议”。后清廷一再追查,遂不敢再提借外债筑路。到辛亥年,清江到西坝、清江到杨庄的铁路勉强竣工通车。铁路通车后主要用于运盐。因铁路两端始终未能与大干线相通连,使用率很低。不久,黄河铁桥到杨庄的支线被拆除了。清江至西坝的一段,也仅因运盐而苟延到北洋政府垮台之时。
  淮安的近代工业,也是发端于19世纪末。光绪二十四年,居住在清江浦的泗州人、候补道员邓佐廷,于王家营创办了本区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南洋广机利公司,有织机200张,“大募山东流民,教之纺织。”当时,“过王营者必闻机杼声,言王营物产者必言土布。”然而在洋布的挤压下,销路不畅,加之邓佐廷病逝后资金短绌,因此到光绪三十四年左右就倒闭了。
  稍晚,有大丰面粉厂之开设。创办者是在清江浦开设赐福斋帽庄、恒泰和广货庄、中法药房的南京商人刘少甫。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淮北大水灾,哀鸿遍野,地方商业大受影响,刘少甫约同陈子英到上海招集股份,来淮创设面粉厂,以解一时困厄。上海南市商会会长、金融资本家顾馨一愿在清江浦投资办厂,遂有大丰盈记面粉厂的创办。顾氏委刘少甫为经理,厂址在清江浦西门外里运河南岸,先招工建造机器大楼一幢,同年冬天即开机生产。初办时,系用石磨,每日产量有限。至宜统二年,以英国人海底深为工程师,改装机器磨粉机,用30寸直径英磨4盘,28寸花旗磨8盘,每昼夜可磨麦子800石(斛),可装“二面”260余包、“三面”200余包、“四面”100余包,行销两淮、宝应、高邮、镇江、上海等埠,其品质为大江南北之冠,在参加南京的南洋劝业会竞赛时,被评为第二位。辛亥革命时,因兵乱匪劫,该厂损失奇重,因此停产。1913年始恢复生产。
  “西学东渐”和辛亥光复
  清朝末年,由于封建礼教的衰微和欧美科学的澎湃东来,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兴起。淮安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如江北师范学堂、江, 北农林学堂、淮安府中学堂等等,都是清末创办的。而且教育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注入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第一个翻译出版法国资产价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的张相文,在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出任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使清江浦一度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的最早阵地之一。在反对封建礼教、解放妇女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后,清江的知识妇女唐治英、唐治平、李芄等就组织了“天足会”,为谋求妇女解放而呼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还在驻清江浦的新军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淮安各地响应辛亥武昌起义,迅速实现光复打下了思想基础。
  淮境的光复,以驻清江浦的北洋新军第十三混成协广大中下层官兵起义为先导。第十三协共有6500余人,建营房于北圩门外黄河滩上。第十三协内部早有革命分子活动。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广大中下层官兵的革命情绪骤增。11月4日夜,工程、辎重两营在赵云鹏、龚振鹏的鼓动和带领下,率先起义,围攻城内的道台衙署,因人少力单,不克而退。次日,又联络马、步、炮等营同时响应。6日,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经城内有关人士奔走协商,清河县令邵承灏始令悬起白旗,大开城门欢迎起义部队。淮扬道尹奭良则先期化装出城南门遁去。
  首倡者赵云鹏和龚振鹏,限于资望与能力,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故群龙无首的军队入城后,不免有自由行动。地痞流氓从旁窥伺,引诱勾结,乘机伙同抢劫,衙署府库和较富的商民,一时同被“光顾”,仅江北提督署库存银就有26万余两被洗劫一空。溃兵腰缠既满,遂有只身散走者,因此而丧命的也不少。
  起义后溃散的士兵,至宿迁分三路北返家乡,其中有三四百人在兴中会会员陈兴之的劝阻下,重新编组,返回清江继续革命。不料到清江后,陈兴之即被蒋雁行等诱杀,部队亦被缴械遣散。
  兵变后,清江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绅商遂互商成立保安公所维持秩序,由闻漱泉、王斗符、李更生、杨荫南等负责,但间有行不通处。因于11月12日召开光复大会,公举陆军参议官蒋雁行为江北都督,杨慕时为江北民政长,邵承灏为清河县民政长、闻溥为清河民事长,“抚剿兼施,而乡甲耆老相约集团互保,诛锄不法”。③ 同时,传檄山阳及附近淮、扬、徐、海各县,召集官绅赴浦开会。山阳县令姚荣泽抗命未赴,山阳士绅遂举周实及顾震福、于述祖、丁乃嘉、潘际炎五人赴会议事。
  周实(1885-1911年),字实丹,与阮式俱为山阳县人,南社成员,又创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在两江师范学堂读书,悉武昌起义,遂回淮与阮式共谋光复事。
  11月14日,山阳县在旧漕督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者5000余人,首由周实演说光复理由,次由阮式演说,有“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等语。姚听闻后又怕又恨,遂与诸劣绅定计,于17日午后,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骗至淮安府学内,由典史周域邠向周实连开两枪,周实被击中要害,当场牺牲。同时,派人将阮式捕至,刳腹剖胸,肝肠俱出,惨不忍睹。姚荣泽自知罪大,遂开库取银,与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廷一同潜逃。而早在光复前,淮安知府刘名誉便潜开府库,携银偕眷而逃了。
  姚荣泽潜逃至南通,想借张詧为庇护。沪军都督陈其美闻讯愤极,急电南通,詧惧,始解姚荣泽到苏州交程德全,转解上海,次年4月公审,判姚死刑,其同谋判罪各有差。不意姚竟运动袁世凯,只将其定为终身禁锢。
  各辖县的光复情况是:
  11月8日,清江第十三协散兵100多人经过盱眙县,占领大关。同日,由来安来的一股杂牌军200多人,由危子筹率领,自称革命军,声言是来接收盱眙的。知县遁走。他们开狱释囚,队伍壮大,不日离去。地方士绅遂推孙锡光为临时知县,而由驻盱眙的清军都司统管军队。
  时安东县的社会秩序也趋于混乱。11月底,蒋雁行任命王寿轩为安东县民政长,安东渐归宁静。
  早在蒋雁行攫取都督之职不久,苏北民主革命志士韩恢、臧在新就组成一大队学生军,欲扫除这个北伐障碍。臧、韩约定分攻清江浦军政、民政两署,学生军长驱直入。韩恢部一举攻下民政署,杨慕时遁去。臧在新却在蒋雁行不支之际议和。适值南北和议成,臧、韩遂撤兵江南。至此,辛亥革命在淮安,和全国各地一样,由革命者充当摧枯拉朽的先锋,却由旧势力窃夺了各级政府的领导权,其中甚至不乏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反革命元凶。
  晚清时期的文化
  晚清时期的淮安文化,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这时期的诗文,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本封建末世、内忧外患交织之际,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慷慨悲愤,用世报国的情怀。道咸时期的著名诗人、古文家鲁一同,是其杰出的代表,后期则有南社诗人周实等。
  鲁一同(1805~1863年),字通甫,世居安东,山阳籍。与林则徐、曾国藩、黄爵滋、龚自珍等相友善。一同诗气象雄阔浩荡,鸦片战争时期写的《三公篇》、《有感》、《重有感》 等爱国诗篇,魄力沉雄,苍凉盘郁,有“嗣响杜陵”之誉,是当时诗坛上杰出的一人。其文不拘门派,得阳刚之美。有《通甫诗存》、(通甫类稿) 等。
  周实(1585-1911年),字实丹,山阳人。南社诗人,后又在家乡创办“淮南社”,以诗文结同道,鼓吹革命,被淮上文士奉为归依。其诗意气激昂,有哀兵排之势。著有《白门悲秋集》、《无尽庵遗集》等。
  戏曲创作,则有黄钧宰。钧宰(1826-?) ,名振钧,一字宰平,别号天河生、钵池山农,山阳人。有《比玉楼传奇四种》。主要著作还有《金壶七墨》,为笔记中的名篇。黄钧宰的代表性剧作《十二红》,取材于当时的南河总督衙门,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振聋发聩作用。
  小说创作,以刘鹗的《老残游记》 最著名,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为中心,写他游程中的见闻和活动。对当时某些官吏的残暴昏庸进行揭露,着重抨击那些名为清官、实即酷吏的虐民行为。刘鹗( 1857~1909),字铁云,亦署“洪都百炼生。”丹徒籍,家于淮安,死后亦葬于淮安。
  这时期还产生了两个著名的弹词作家,且都是女性。丘心如(约1821~?) ,淮安人,长篇弹词《笔生花》 的作者。《笔生花》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境遇,渗透着作者可贵的抗争精神。在艺术上也能独树一帜,郑振铎评价说:“和《再生缘》 的后半部比较起来,丘心如的写作技巧和情绪要较梁德绳高明得多了。”
  汪藕裳(1832~1884),盱眙人。她的弹词巨著《子虚记》 ,着意叙述了忠臣孝子的典型文玉邻和具有叛逆性格的巾国英雄赵湘仙的故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和《再生缘》相比,特别是它突破了对女扮男装者命运安排的传统模式,具有更大的艺术价值。
  戏曲表演,因为有河漕总督、西坝盐商和淮上豪门的沉湎声色而保持不衰。清江浦的漕督衙门和西坝盐商们都包有戏班子。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父母、师父原先都在清江浦演戏,周信芳不仅生于清江浦,而且最初也是在清江接受京剧启蒙教育的。王瑶卿的父亲王绚云就是清江人,是同庆班的名角,也是从清江浦的戏剧舞台上走出去的。光绪年间,清江浦的远香、安澜、长春、普庆等戏班都先后擅时名。陈吉泰、吴容义等武生名角技艺超群,为人所倾倒。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淮安的刘鹗和罗振玉,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是最早收集整理、研究释读甲骨文的专家学者。刘鹗以一部《铁云藏龟》成为我国从事甲骨文研究的第一人。他正确释读34字。刘鹗在《铁云藏龟》 自序中提出:利用《说文解字》 和汉字六书,以及与甲骨文相近的钟鼎文、石鼓文比勘推求释读甲骨文;甲骨文是先人占卜礼问的记录。这些首创性见解,对于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淮安人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以其取得一批最早的丰硕的研究成果,而成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他先后成书的甲骨文著作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他共释读了571个字,且大都正确。
  在经史研究方面,初期仍是传统的考据训诂,阐释义理,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丁晏。丁晏(1794~1875) ,字俭卿,山阳岔河人。丁晏能绍承阎若璩之学,从正故训入手而释义理,有阐释《诗》、《书》、《礼》、《易》等著作凡40余种,是晚清颇有影响的学者。
  鲁一同的方志著作也颇有影响,他纂修的咸丰《邳州志》 和《清河县志》,不仅体例创新,考订审慎,钩玄举要精当,而且语言简洁,行文雅健深雄,文采斐然,为方志名作。咸丰以后淮郡修志者多所仿效。
  延至清末,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人,给学术界带来新的气象,张相文是“新学”在淮安的杰出代表。相文(1866~1933),字蔚西,泗阳人,编写了中国第一批地理学教科书,第一本自然地理书,创办了第一个地理学刊物,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科的创始人。其著作收人《南园丛稿》。
  传统医学仍代有人才。石寿棠、刘金方、韩达哉先后领其风骚。石寿棠,字芾南,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安东人。他于咸丰二年著成《医原》一书,阐发疾病的根本原理,见解独到,多发古人所未发,对后世医学有很大影响。另外,石氏尚有《温病合编》一书,对中医温病学有新的发挥。
  韩达哉(1867-1934),字达卿,淮安人。韩达哉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经考试,被授予太医院院士,后历任翰林官医局提调、禁烟公所检察员等职。所著《医学摘瑜》,在医学界有较大影响。
  西医则在19世纪末,通过美国基督教教会医院――清江的仁慈医院和宿迁的仁济医院传入,并迅速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西医在扫除封建意识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仁慈医院的创办人美国医生林嘉美等一批人的医术还是相当高明的。
  注释:① 黄钧宰《金壶遁墨》 卷三② 光绪《淮安府志》 卷八 ③ 《续纂清河县志? 杂记》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淮安
  淮安光复后,蒋雁行并不满足于巧获的江北都督的高位,复谋建立江北省,过过“督军瘾”,结果未能如愿,后调离。1914年,置淮扬道,道尹衙门即设在清江浦。军事方面,先后置江北护军使、淮扬镇守使,护军使和镇守使署也驻清江浦。军阀多飞扬跋扈,拥兵自重,故凡事多护军使、镇守使说了算。
  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委刘询、刘之洁、马玉仁为淮扬镇守使,驻扎清江浦。
  在这些军阀当中,以马玉仁的军容风纪最坏,驻扎时间也最长。马玉仁系盐城人,原为盐匪,后受清廷招安编人缉私武装,并以种种机遇和手段,得以官运亨通。1913年,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马玉仁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扬州游击统领、江苏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淮扬镇守使,接替刘之洁。刘之洁是冯国璋的外甥,坚不交印,而清江人久闻马的臭名,也不愿他的部队进驻清江浦。即以商会会长闻溥为首,联名呈请省方挡驾。马只身前往拜会闻溥,以利相诱,始得就职。镇守使署就设在河漕总督旧署内。马就任后,又罗致了一些盐匪充实、扩大自己的队伍。
  淮境土瘠民贫,穷极之民铤而走险,啸聚山泽者很多。他们往往与帮派会党相结合,“遍地蔓延”,以致大股千余人,小股十数人数十人不等。大小参差,每县十数股数十股不等。全区不下百余股。他们或落草结寨,以洪泽湖、骆马湖、黄墩湖、青伊湖等为渊薮;或勾结劣绅,以地主庄园为荫庇。土匪劫掠钱财,对豪绅富户威胁尤大,故地主豪绅家都养有练勇,以对付前来劫掠的土匪。有的地主还出面倡导联络附近地主共同筑圩办练,互为犄角。因此那些悍匪,往往以出面倡导办练剿匪的地主为主要攻击目标,企图置之死地而威慑其他地主。如宿迁北乡赵圩地主赵永疆,不仅倡导附近地主筑圩办练,共同防匪很积极,而且自己勤于剿捕,“毙匪甚众”。因此为众匪所切齿。1913年5月25日,大蔡、席三等集股匪数千人,分围赵永疆附近各圩,而以主力攻赵圩。赵拒守5日,弹尽援绝,率全家登炮楼自焚而死。匪众入圩,又杀54人,凡青壮男子几乎无一幸免。同年7月25日,土匪为报首领宋芳春被杀之仇,集股1000余人,攻下归仁集顺河庄(属今泗洪县), 杀地主蔡连声父子及练勇50余人,并为宋芳春大殡3日,乡民慑于匪焰,前往注册吊唁竟至两三千家。
  土匪们不仅杀人越货,抬人拉牛,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围攻商户繁多的集镇。本区的著名集镇,如黎城、众兴、渔沟等都曾被土匪攻掠过,损失惨重。
  马玉仁驻淮期间,也照例有剿匪安民之责,然而,驻防的马军,却每有人暗中与匪首勾结,常常名为出发剿匪,实则按线索向良民劫掠勒索。民众见到马军比遇到土匪还害怕。有时也做些表面文章,却出尽洋相。1922年夏,马军一个营的剿匪部队竟被土匪打垮,以致泗阳众兴镇横遭洗劫,商民被绑架数十人。当时马玉仁往防地视察,中途闻警,狼狈而回,归途听得枪声,竟沿运河堤爬行。回来还振振有词,以“青纱帐”和“匪众我寡”相搪塞。
  马玉仁军驻清江浦9年,横行霸道,敲榨勒索,草菅人命,贩毒嫖妓等种种恶行,擢发难数,略举几例,即可窥斑见豹。
  马玉仁每逢赴省或发晌,必向淮阴商会借款,常欠约在万元左右。每逢宴宾或过节,也必向商会借桌椅碗盏,从无一次完璧,事后又全由商会按件赔偿物主。
  马玉仁的族叔马二乱子、侄子马益祥,都是狗仗人势,横行不法。一次,马二乱子到南巷唐氏理发店剃完头,忽大怒并拖住唐氏痛打,说将他脖底的痣毛剃掉,将影响他的寿限,要唐写保单保他平安无事。后唐氏央人说情,好不容易允许唐氏拜他为师,“孝敬”100元,并设宴请客,方算了事。马益祥在省立第九中学读书,身佩手枪,目无师长,一次,竟率领无赖同学多人,痛打校长张开轩一顿,事后并无处罚。
  马玉仁手下旅长郁汉川挟妓侑酒,警察到场过问,竟被打伤。郁又将一妓带到家为妾,不久疑心该妓与卫兵有不正当关系,遂将该妓打死,并碎尸投人北门桥下水中。
  马玉仁的士兵还常常贩卖烟土,牟取暴利。一姓高的士兵到王营兜售烟土,大敲竹杠,使商户沈万祥蒙受很大损失,引起全镇商民公愤。地方头面人物领衔申诉无效,地方报纸又披露实情,士兵高某竟纠集同伙,公然向报馆兴师问罪。
  马玉仁部士兵以盐阜人为多,盐阜至清江的一二百里路上,其士兵不断来往,于是沿途老百姓也遭了殃。兵士们到处抓人背纤,老少贫富,士农工商,碰到就抓,抓到给钱放人,不给钱的就吃背纤之苦。其扰民坑民,类皆如此。
  马玉仁驻浦期间,正值军阀频频混战。1920年与1924年直皖战争、1922年与1924年直奉战争,马玉仁部卷人战事。1924年直皖战争,直系胜利。马军撤回原防时,一路奸淫抢掠,满载而归,仅红木家俱一样,就装了十几船。因马“参战有功”,被吴佩孚任命为淮扬护军使兼某军军长。可好景不长,在同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败北。9月6日,南下的奉军追击败退的马玉仁部队到王营,马部利用盐河和黄河站住了脚跟,并在援军的帮助下与奉军对垒,奉军的炮弹竟打到清江城第六师范校园内。然而不两天奉军即退去。孙传芳老早知道马玉仁声名狼藉,于是命其嫡系第十师师长郑俊彦进驻扬州,旋又下解散令到清江浦,令马军解甲归田,由郑部接防。
  马玉仁一面急忙派人向郑俊彦商请缓进,一面想筹买枪支弹药。遂匆匆赶回盐城向富户们敲了8万元竹杠,赶回清江浦。时郑俊彦已北上到淮安。马派人欢迎接待,声称欠饷未发,一时不能遣散,恐发生哗变。实际这是马玉仁的缓兵之计。后购军火之事落空,马才知已无可挽回,但又不甘心交卸。而郑奉孙传芳最后通牒,限马刻日率部徒手出境,否则围歼缴械,其时形势恶劣,人心惶惶。
  遂有省议员李更生、省立第六师范校长徐公美等,穿越两军对垒的板闸镇,偕同淮安关监督黄芝潭,去淮安与前清翰林周钧商谈,一起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后几经磋商,由淮安筹款6000元,清江3000元,板闸与河下两镇各500元,共10000元。6000元作马军的遣散费,4000元为招待郑军的招待费。马、郑见面,交接而散。马玉仁等悻悻离去。时为1925年春。
  两相比较,后来的郑俊彦部的军纪比马玉仁部队好多了,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淮境农工商等实业有所发展。例如,办起了农事试验场,推广农业良种及良种禽畜等。工业方面,先后办起了淮阴第四工场、增新祥蛋厂等。还修筑公路,开通部分主干道的汽车,并疏浚里运河,以利运输。这些,同北洋政府不能说没有关系,如农事试验场、第四工场,都是官方所办,功劳自不可没。具有日打蛋三四十万只的增新祥蛋厂,则纯为商办。修公路通汽车的事,则是淮、扬绅商在深感交通的闭塞已影响淮、扬繁荣的情况下,集股开办的,北洋政府实未掏出几文钱。相反,商办企业不仅受到军阀政府重税的折磨,还难免军阀派系战争的摧残。清末由商办的淮阴大丰面粉厂,除担任地方用款的甲级数字外,每日开机,还得缴国税银元100元。1925年直奉战争,增新祥蛋厂损失惨重,一度停产。第四工场亦是在直奉战争期间停办的。
  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以淮阴、淮安、泗阳、涟水、宿迁、沭阳6县为例,民国元年仅有初等教育学校80余所,到1921年就增加到500所,10年中提高了6倍。但是,适龄儿童未入学率仍高得惊人,各县都在85%以上,有的甚至在90%以上,女孩入学者尤其少,6县共有1400余人。但比起清末,已有很大进步。为提高全民素质,一般县里还设有民众教育馆,负贵扫盲教育和文化娱乐等开启民智的工作。然而,由于民众素质普遍起点太低,工作量太大,而人员配备又很少,所以收效甚徽。
  五四和五卅时期的爱国运动
  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本区是反映较强烈的地区之一,淮阴学、商、工、绅、军、警、政各界都卷人了运动,仅千人以上的集会就有五六次。抵制日货的斗争则遍及淮属各县。
  5月18日,淮安县各界为山东问题交涉失败,于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五六千人。会议决定组织演讲团劝购国货,编印日刊报告外交消息,调查和抵制日货,并将各界人士送来的日货当众焚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为了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淮阴省立第六师范、淮安教育会分别打电话给各报馆,声援爱国学生,呼吁我国外交使节据理力争,决不可在和约上签字。
  6月3日后,本区各地的声援运动再次掀起高潮。6月13日,清江、淮安城等地为声援六三运动酝酿罢市,旋即举行了清江、西坝等地工人和市民参加2万多人的大游行。各地群众自发抵制、焚毁日货。此间,淮阴省立第六师范、第三农校、六师附小、绳武高等小学和淮安省立第九中学,在六师礼堂举行五校联合会成立大会,制定会章,并决定出版会刊《爱国报》,发表了《淮阴学生联合会宣言》 。《宣言》号召淮阴学生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办教育,兴实业,开通民智,尽快使国家振兴起来。《宣言)对团结青年学生,推动运动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号召力。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本区各地。各地各界纷纷成立后援会、宣传演讲团等,举行集会游行,宣传演讲,发表通电,募捐援沪,查禁英、日货等。
  6月5日,淮阴省立第六师范全体学生,为上海租界上的英国巡捕枪杀学生间题开会,并电告北京、上海,请求严正对付。省立第三农校也通电声援。7日举行游行,8日成立上海惨案后援会,还成立演讲团,分组轮流出校演讲。同时组织募捐汇沪。中旬,中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在西坝盐务运商公立小学讲演,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淮阴各界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17日,淮阴县各界在城内丰济仓召开国民大会,到会团体30多个,共万余人。上海学生代表报告了沪案惨状,会后游行声援。7月1日,在清江浦召开规模空前的江北市民大会。来自各县的与会代表共数万人齐集赞化宫前门广场,与会者听取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报告、讲演,并举行大游行。本区各界的声援运动至此达到高潮。
  6月15归,“五卅涟水旅沪学友内地宣传团”来到涟水,报告沪案经过。17日,由县商会、师范、县中、县立第一高小等单位联合集会,成立“五卅惨案涟水后援会”,发表通电,并分别到各地演讲、募捐,全县捐款20000多人,共捐了5000余元。30日,各界在章化寺召开沪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7月14日,后援会女会员吴景钊等,还成立涟水五卅惨案后援会女界分会,在女界开展宣传、募捐活动,支援上海工人斗争。
  淮安县沪案后援会还通电声援上海。
  通过五卅爱国运动,本区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进一步觉醒,其中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和宜传马列主义。如陈治平等组织的“读书会”,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著作,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为中共淮阴地方党组织的诞生莫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北伐战争之际的淮境战事
  1927年5月初,国民革命军重新拟订渡江北伐计划后,第一路军由镇江渡江进攻扬州,连连告捷,并乘胜追击直鲁军。5月26日,孙传芳退往宿迁,战事正式进人淮境。北伐战争在淮安境内分两个阶段。
  自5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人淮境起,至同年8月中旬撤至长江南岸,为第一阶段。在孙传芳退往宿迁的同时,第二路军以第二纵队向淮安前进,拟切断孙传芳部队的退路,以第三纵队主力直趋宿迁,拟截击孙传芳残部。6月4日,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攻克宿迁、洋河镇。6月5日,第一路军21师陈诚部攻克淮安,第17军2师杜起云部攻克涟水,孙军向海州等地溃退,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进驻淮安。同日,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又以主力渡过运河,向泗阳、海州方面追击,第二纵队第17师于淮阴附近与孙军遭遇,经奋勇攻击,遂一举攻占淮阴。孙传芳残部经涟水、新安镇逃窜郯城,其第5师白宝山、第7师冯绍闵、第12师周荫人诸部败逃海州。第一、二路军分头向北急进。至此,孙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
  可是,蒋介石却于6月26日命各部停止北伐,对直鲁军取守势,而转移主力,准备溯江而上,西征武汉。不久,直鲁军即开始大举反攻。8月3日,国民革命军奉令撤退。8月17日,令北伐部队各部撤至长江南岸,直鲁军遂复进据淮安各地。
  北伐战争在淮境的第二阶段自9月3日起,至12月16日结束。9月初,孙军在龙潭会战失败后,节节败退。9月3日,国民革命军中央纵队(14军)经两泰、邵伯、高邮向淮安追击。9月5日,国民革命军左纵队(10军,附淮海游击队)于占领扬州后,亦以主力向淮安追击前进。
  9月11日,18军与直鲁军在淮安城郊遭遇,不多时,直鲁军被击退入淮安城,旋被18军包围歼灭。9月12日,18军一部迫近淮阴城东门和北门,与直鲁军激战7小时,直鲁军一部向宿迁、蒋坝方向奔逃,余皆被俘。此役共俘敌3000余名,击毙敌1000余名,18军亦亡百余人,时称“渡江追击以来第一恶战。”
  19月1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众兴、泗阳,同日中午,到达涟水的北伐军与直鲁军方永昌部骑兵团接战,经过奋击,北伐军冲人涟水城,直鲁军向海州退去。
  9月17日后,由于北伐部队再次被抽调“西征”,北伐军与直鲁军一度处于相持状态。
  11月,国民革命军回师北征。12月,双方在宿迁外围地区接战,孙部败退。北伐战争在淮安的战事至此终于结束。
  北伐军所到之处,在打击各地的封建寡头势力及惑民伤财的迷信活动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如淮安各池奢华的祭鬼神的各种庙会祀典,就是通过北伐战争基本扫除的。
  中共党组织诞生和横沟寺暴动
  1927年,北伐军在淮境民众的全力支持下,迅速摧毁了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淮境的统治,国民党遂掌握了淮属各县的政权。但人民的负担仍有增无减。1927年初,田赋每亩约500文,次年就增加到l000文左右。还有县公债、烟酒捐、屠宰捐、地亩捐等。各乡镇的土豪劣绅还向农民抽征所谓“治安捐”等。佃户们收获物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三以上被地主所榨取。加上各种徭役负担,使广大贫苦百姓已达到不堪承受的地步。所以,1927年以后,淮阴各地爆发了多次自发的反抗斗争。其中较大的有,1928年1月涟水刀会的围城暴动;新安镇民众殴打国民党新安区全体执委的事件;淮安米行工人为抗捐而捣毁公安局的斗争;泗阳李口民众将征收特捐的豪绅捉住游街的事件等。
  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和其他倒行逆施,使广大人民对它的支持很快转化为不满甚至反抗,从而为中共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1926年,淮安县陈治平在上海入党后,回到淮安北乡和涟水东南乡串联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学习理论,宣传革命。次年四五月间,他又与杨克等以国民党江苏省特派员的身份,来淮组织农民协会,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怀疑,被迫出走。八九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派陈治平、赵步坤分别前往淮安、淮阴2县,秘密建党。
  9月中旬,陈治平介绍赵心权、厉冰心入党,遂建立了以横沟寺为中心的中共淮安特别支部,陈治平任支书。不久,涟水、淮阴、泗阳3县相继成立了一个纯知识分子支部,支书分别为张际高、朱曦、孙耀宗。党组织开始逐步开展农民运动,在运动中发展党员,准备组织农民暴动。淮安工作进展较快,并率先成立以陈治平为书记的中共淮安县委。12月中旬,在省委特派员何孟雄等人指导下,在淮安横沟寺成立了以陈治平为书记的中共淮阴特委,下辖淮安、淮阴、涟水、泗阳4县党组织。嗣后,以孙耀宗为书记的泗阳县委,厉冰心为书记的涟水县委,朱曦为书记的淮阴县委相继成立,其中涟水已发展到百余名党员。
  1927年9月中共淮安特支成立以后,先后在淮安北乡组织了几十个农民协会、御匪联庄会和农民自卫队,维护农民利益和社会治安,并逐步引导他们进行抗租、抗税、抗债斗争。12月,中共淮安特支乘着逢集日,在钦工镇西北圩门外举行万人武装示威大会。周围各庄的农民自卫队员和农协会员,拿着步枪、土枪、大刀、铁叉、棍棒、扁担,蜂拥而至。四乡八村前来赶集的人也云集一起。陈治平、赵心权先后发表讲话。激愤的群众当场撕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烧毁了二角亩捐的奖券。这次大会是一次大检阅,但也过早地暴露了革命斗争的实力。
  时隔1个月,涟水发生了刀会围城事件,使得国民党当局更加警觉。
  1928年2月10日,在全国性的暴动已接近尾声的情况下,中共淮阴特委和淮安县委在淮安北乡横构寺一带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陈治平、赵心权为暴动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参加暴动的有二三千人。在县委委员谷大涛的率领下,暴动队伍首先冲进大董庄,击毙团总董毓璠等人。接着又到贾庄等地,收缴弹药,烧地契,分粮食。12日,淮安县常备队前来围剿,暴动农民坚持斗争,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战斗中,谷大涛不幸中弹身亡。独立中队队长章学廉受伤后,被地主打死。
  暴动失败后,特委和县委决定,已暴露身份的同志暂时转移到涟水继续活动,未暴露的由陈伯扬领导,在原地坚持斗争。革命形势暂时转人低潮。
  盲目暴动的协痛代价
  横沟寺暴动后,淮阴地区的革命力量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又壮大起来,各种形式的斗争持续不断。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三抗”斗争和春季借粮斗争;在学校发动学生闹学潮,如涟水中学和省立第三农校驱赶反动教员,淮阴中学师范部学生要求减免膳费的请愿斗争和反对校长王德林、拒绝接受校长李鉴清的斗争等。但是,当时党组织执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1930年上半年,江苏省委就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坚定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领导农民的抗债、抗租、分粮斗争,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土地,以暴动夺取政权。该年以涟水为中心的八一暴动及其他暴动,正是在这种?104??
  情况下举行的。
  7月中旬,淮盐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成立,领导淮盐6县武装暴动,并组建红军独立师,万金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兼独立师政委,韩训瑞任师长。各县县委撤销,将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县行动委员会。涟水县是暴动的中心,全县分为城区、金城区、大程集区、五港区、西区等暴动区,分头行动。各区共有1000多人参加暴动,收取枪支300余支。8月1日,全县暴动后,国民党涟水县政府派出的警备队在各地地主武装的配合下疯狂进行镇压,到8月4日,全县暴动即告失败。县行委书记吴长来、委员张雨霖等33名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被捕。后大部被杀害。涟水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另外,还有宋振鼎、孙汉文策动的西坝缉私营士兵起义。由于涟水暴动的失败,他们的行动计划被打乱,亦以失败告终。
  在淮阴地区土地革命后期的斗争中,以李桂五领导的盱眙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声势最大、也最壮烈。1932年春,李桂五领导盱眙西高庙一带农民,由借粮、抗租发展到夺取地方民团武装。到四五月间,红军游击队发展到700多人,拥有长短枪420多支,盱眙西南部很多地方建立工会、贫农会、妇女会、童子团等革命组织。5月份,被正式改编为徐海蚌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武飞、李桂五分任正、副司令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
  南京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7月间,调集武装14000多人发动“围剿”。李桂五指挥部队英勇战斗,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部队遭到很大伤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桂五奉命于8月20日夜,率领队伍向洪泽湖方向突围。但行至淮河蛤瓢滩时,又遭敌人包围,遂分散突围。李桂五在突围中不幸被捕。
  国民党骑兵旅长蒋侃如,先用高官厚禄引诱,继又施以酷刑,但始终不能使李桂五屈服。这时,西高庙一带42家地主,又以3000块大洋买通蒋侃如,要求买下李桂五的头,李桂五遂于8月3O 日被凶残的敌人杀害于西高庙,牺牲时仅27岁。
  八一暴动失败后,省委决定撤销淮盐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组织,同时建立淮盐中心县委,由万金培任书记,继续组织暴动。旋即在涟水县大东、淮阴县大兴庄等地暴动,但都迅速失败。次年2月,淮盐中心县委被撤销,万金培等因反对极左路线,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被批判,使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愈来愈大的损失,很多党的骨干分子在暴动和其他公开活动中陆续暴露身份而被捕,其中意志不坚定者叛变自首。特别是1932年秋,陈治平在河南省委书记任上被捕叛变后,给苏北乃至整个江苏的党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紧接着,省委巡视员陈伯扬等被捕叛变。党组织活动已异常艰难,但仍坚持领导了1934年春季的涟水县借粮斗争、冬季的导淮工地斗争等。
  1935年2月,中共淮盐特委在涟水北乡梁锅镇召开了最后一次特委会。会议决定:几名委员分头到各县了解情况,整顿组织,并派陈书同去上海找省委,请组织上派人来接收淮盐党的工作。特委书记赵心权在会议后的第二天,就因叛徒出卖被捕,其他委员或被捕,或叛变自首,或离家出走。至此,淮盐特委遭到彻底破坏。
  国民政府导淮与剿匪
  在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中,在淮阴地区,国民政府在改善国计民生方面,导淮和剿匪确实算得上是两件大事。
  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即在全国经济建设委员会内设有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收集历史上制定的导淮计划、方案、侧量资料、图表等。次年,成立了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后由陈果夫代理)的导淮委员会。“淮委”首先恢复并增设了一批水文站,旋又组织查勘队,由总工程师李仪祉亲自率领查勘。1930年5月,邀请国内外专家,研究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
  淮河入海水道,上起洪泽湖,经张福河、废黄河至套子口入海,全长近200公里。第一段工程是开挖全长31公里的张福河,1933年1月开工,7月竣工。由于经费太少,河底仅挖宽到32米,对泄洪所起作用极有限,只改善了航运。第二段工程从淮阴县杨庄至海口,长167公里。原计划将河底拓宽至120米,深7米,后由于施工困难,经费被挪用,只好将河底宽减至35米,堤距减到230米,泄洪量只能达500立方米/秒。又在杨庄建活动坝一座,以控制淮水入海量,并可调节运河水位。该坝长60米,5孔,1935年冬开工,1937年6月竣工。
  三河闸是排泄淮水、调节洪泽湖水位的关键工程,设计长750米,60孔,坝墩上建公路桥。1936年8月开工,预计1938年底竣工,到1937年底土方工程已完成一半,旋因日军进犯盱眙而停工。
  为了输导沂沭泗洪水,配合导淮工程,1934年春,江苏省政府筹款举办六塘河、沂沭河尾闾疏浚工程和洪泽湖大堤培修工程。
  导淮的另一项工程,就是在里运河和中运河上修建邵伯、高邮、淮阴、刘老涧4座船闸。到1934年底,这4座船闸全部竣工。淮阴船闸的建成,不仅彻底改变了中、里运河交界处的运道迂缓艰险的局面,还缩短了12公里的水程。
  在整个导淮工程中,最艰巨的是疏浚杨庄至套子口的入海水道工程。对于导淮,饱受水患的淮河两岸人民原本愿意出工,做土方也很卖力。然而,时过不久,由于征工的不合理,层层经济克扣,贪污中饱和种种不合理待遇,特别是监带工的打骂,使民夫的热情逐渐消失而形成消极怠工、蒙混过关等等。民夫和监工等的矛盾,多次地激化成武力冲突及罢工事件。1934年12月,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参与下,爆发了淮阴、泗阳数千民工的大暴动,杀死了导淮征工委员岳宽田。国民党以“刀匪聚众闹事”为名,先后派3个团兵力前往镇压,枪杀百余名群众,逮捕数百人。以刀会会员为主力的暴动民工拼死抵抗,并一度将退驻泗阳南新集的国民党省保安团围困。国民党政府生怕激成更大规模的民变,请人出来调解,答应废除“增租三成”的命令和不再搜捕刀会会员,斗争始告缓解。1935年3月,涟水部分民夫为工程处出卖霉变面粉前往说理,守卫工程处的军队硬说民工抢粮,竟开枪打死3人,工程处遂被愤怒的民工包围。当晚,民工们在中共涟水县委张云飞等的组织领导下,决定集体烧工棚,罢工回家,霎时间,工地上火光烛天。江苏省政府慌忙派员来工地处理,半个月后,民工们才被迫复工,然工程进展仍十分缓慢。
  1935年二三月间,王德溥调任淮阴行政督察区专员。王德溥到淮阴办的第一件大事,是清除淮阴地区的匪患。时淮阴地区土匪总数约有四五千人。王德溥在摸清匪情后,制定鼓励检举、厉行连坐、奖励自新、严惩首恶、宽假胁从、严防诬陷、重赏通缉等一系列措施。并将全区分为3个清剿区,分别由省保安处贾蕴山、杨蔚2个团及新5师仇子康团承担。匪众闻讯,遂化整为零,就地分散潜伏,匪首则避风上海租界。王德溥一面积极进行军事清剿,一面派人到上海侦缉匪首。很快在上海捕回最著名的匪首张志高。张志高曾率匪徒千数百人,联合其他股匪二三千人,横行江北苏、鲁、豫、皖交界一带,达20余年。张匪在现身说法后被枪决,这在社会上震撼很大,后范小猴、蒲二大褂、魏友三等纷纷落网。这次剿匪至1935年夏秋之交基本结束,总计捕毙著匪近300名,捕获匪徒及通、窝匪各犯2400余名,有为匪嫌疑者自新1900余名,社会秩序遽然安定。
  剿匪工作结束后,王德溥又受陈果夫之命,全力抓导淮中的入海水道疏浚。他采取增调民夫,分段负责,严密组织,昼夜施工,厉行赏罚等措施,并令各县长、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均驻工地。如此层层“押阵”,而对经济克扣的处罚亦严,加之剿匪后民情亦有所怵惕,故工程进度明显加快。至1936年4月底,杨庄至套子口的工程即告完竣。

  洗涤一下心灵,做个好人。
  民众抗日运动和苏北抗日同盟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淮阴地区民众的抗日激情迅速高涨。一批被国民党释放出狱的共产党员,在外地读书或工作的爱国青年,纷纷重返家乡,重新聚合,积极开展抗日宜传活动。如淮安县葛葆桢等举办的抗日画展,许邦仪、俞臻等办的墙报、周刊,淮阴县胡绍祖、周太和等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等,都异常活跃。而影响最大的,则是群众性抗日团体苏北抗日同盟会的活动。
  1937年11月,宋振鼎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回到家乡清江,迅速向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等地的一大批抗日青年宜传,并酝酿筹建抗日群众团体。次年2月19日,苏北抗日同盟会在清江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苏北抗日同盟会章程》,产生了理事25人,常务理事7人,宋振鼎为理事长,谢冰岩为秘书长,吴觉、李干成等为常务理事。
  苏北抗盟成立前后,淮阴、涟水、淮安、泗阳各县的抗盟分会也相继成立。淮阴县理事长夏如爱,涟水县理事长李干成,淮安县理事长赵心权,泗阳县理事长谢楠。这几个县的一些乡村还建立了抗盟支会或小组。盐城、阜宁、灌云、东海、宝应、泰兴、东台、南通、海门、启东等县也相继建立了抗盟组织,江南的江阴、安徽的泗县都和苏北抗盟建立了联系,组织范围达到17个县。苏北抗盟建立之初,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和农民,做了大量的宜传、组织、武装民众的工作。他们利用串连、谈心等多种形式联络同志,经常召集政治讨论会,利用集市搞演讲,成立剧社、宣传队,编印报纸,翻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写标语,散传单,筹建苏北出版社等,揭露日寇暴行,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保卫乡土,同日寇开展游击战争。在武装民众方面,淮阴、沭阳、东海等县,组织了数万之众的抗日自卫队、模范队,骨干队伍一度发展到数百人枪,集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从事抗日保家活动。苏北抗盟还先后在涟水、淮阴等地举办了几期干部培训班,并派100多人到57军万毅团学兵队受训,为苏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1938年3月,韩德勤首先将支持抗盟的国民党淮阴县长撤职,并下令逮捕了苏北抗盟理事、国民党员夏仲芳和张一平,通缉吴觉等抗盟骨干;胁迫参加抗盟的国民党员登报申明退出;严禁翻印和传播延安报刊和文件。并利用其掌握的区乡政权和地方顽固派势力,从下面对抗盟组织进行破坏。10月,又干脆以苏北抗盟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 为借口,宣布予以取缔。苏北抗盟在韩德勤的政治高压下,被迫解散,抗盟所领导的活跃一时的抗日宣传队、自卫队、模范队也终于解散了。但其骨干分子的活动一刻也未停。他们一面秘密收集枪支弹药,一面继续四出寻找共产党组织,希望得到党的直接领导。
  社会的动荡混乱和江苏临时省会
  1937年初冬,国民党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9军军长(后是李守维)兼江苏省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韩德勤,带着一批受了失败惊恐的部队,沿京杭运河由镇江、扬州一路向苏北腹地重镇清江退来。一时间,清江分外热闹起来。街道上不时出现持枪护卫的国民党大僚,城里城外住满了大兵,大小旅馆甚至居民的空房里也都住上了各式人等。这些人当中,有精诚报国的志士,有避难“混穷”的人,有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也不乏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投机家。
  然而刚刚站住脚跟,韩德勤等便又惊魂扑朔,拔寨“走为上”了。原来南京沦陷后,风闻日寇要南北合击,打通津浦铁路,他们深恐津浦沿线失陷后,跳不出圈子,他们要预先跳出这个自己设想的可怕的圈子,要到萧县去,以求偏安。清江一下子又变得空荡了许多。谁知省政府搬家的大批车船开到离徐州不远处,被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挡了驾,说谁离开原防就砍谁的头。韩德勤、李守维等人也就不得不退守原防。清江遂又热闹起来,呈现了茶楼、酒馆、妓院“三多”的“繁荣”气象。
  同时,一些人民衣食住行所必需的工具、物资、设施等,也在“战时统制”之下,被无偿强占,如淮阴所有商办汽车公司、汽车行的汽车,全部被编入苏北运输大队,搞战时运输。地方上的一些豪强也趁机招兵买马,个别缙绅阔佬则变卖部分家产,携上太太小姐西逃而去。蛰伏深藏的股匪孑遗,则纷纷拉马抬枪,重操旧业。淮阴等中心城镇,则呈现兵多、官多和茶楼、酒馆、妓院多的“五多”气象。整个淮阴,是乱哄哄、乌烟瘴气的一片。
  1938年1月上旬,密近津浦路的盱眙县最先受到日军的蹂躏。1月3日,日军一个中队闯进盱眙县城,国民党广西军黄赤忱连,会同王养吾领导的民练,与日军交战。后黄连与民练因战斗不利退出。惨无人道的日军遂挨户搜索,见人就杀,遇妇女则发泄兽性后杀戮。3天内有近2000人死于非命。8日,黄连与王养吾民练再次同日军拼杀,旋因黄赤忱牺牲,陈副连长重伤而被迫撤退。日军遂放火焚毁山城,并于13日退走。
  1938年4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分两路向苏北腹地推进。韩德勤、李守维等率部迎战,结果一触即溃,致敌在11天内连陷兴化、盐城、阜宁等县城,对徐州形成大包围的态势。为此,连蒋介石也不得不通电斥责韩德勤:“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驭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日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其实,在敌人进攻阜宁城时,韩德勤也曾亲赴前线指挥,不意敌猛然从后面抄过来。韩将军慌得连汽车都未及上,落荒而走。回到清江,好几天都精神恍惚,打电话把听筒拿在手里有些不知所措,连连说错话。后来就很少听到韩德勤上前线的消息了。
  但是,清江作为临时省会,城防的事自然还是重要的,于是命令各机关、团体、各家各户都得挖地下室,也布置了几门大炮,日夜昂首天空,以防日机空袭。这年春上,日机果然从连云港一下子飞到清江城上空,虽然被高射炮揍下了一架,却“捂”不住这突至的机群,它们扔下几颗炸弹,又安然遁去,结果,北门附近的居民密集区被炸得墙倒屋塌,血肉横飞,有数十名无辜居民丧生;有一处地下室也被炸塌,掩藏其中的老小80余人无一幸免。省会的城防工作也就此不再叫嚷了。
  韩德勤刚到清江时,还干了一桩大事:把在沪宁线被冲散的中统、军统特务,以及苏北残存的两个系统的特务重新网罗起来,成立了以韩的心腹为首的省特工指挥部。
  此外,又在1938年初创办了江苏省抗日青年训练团,地点在孙大庄附近的淮阴农校校址,后有部分迁铜元局。训练团主要招收各县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和保安团队的下级军官、军士,成立军事大队和政训大队。两个大队约1000余人。他们利用当时育年学生迫切要求参加抗日行列的情绪,灌输“抗日必须统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此间,还在学员中发展复兴社员,建立特务系统。1938年3月底,学员毕业,分到各部队任职,成为对部队官兵进行精神约束,进行反共和限制民众抗日活动的御用工具。这之后,对人民抗日活动的限制进一步紧了起来。迫令苏北抗日同盟会解散只是其中较为人知的一桩。
  1939年2月,韩德勤还未听到日寇进攻清江的枪炮声,就率领数万部队拖枪遁走,辗转撤退到兴化去了。3月初,日军于一日之中连占淮阴、淮安、涟水3座县城。至此,淮属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几乎全部被日军占领。
  1939年6月,韩德勤部奉顾祝同收复涟水之命,指挥33师翁达旅承担此项任务。攻击部队从东门攻人,日伪军夺门而逃。33师进城后,部分人乘机抢掠,军心涣散,加之淮阴、新安镇增援之敌赶到,反攻人城,并占据制高点封锁扫射,33师遂乱作一团,少数未及撤逃的,几乎全部毙命。此后,就很少听到韩德勤部与日伪军接仗的消息了,其33师也得了个“三十三溜”的别号。
  党组织的重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从1938年底到次年初,中共苏皖特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曾派遣3批干部,深人苏北各地重建和发展共产党组织,领导苏北人民的杭日救亡斗争。
  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为了加强和统一领导苏皖边区的工作,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9月,金明等到达泗县张塘,奉命撤销皖东北特委和苏皖特委,成立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组织部长李浩然,宣传部长张彦,社会部长邵幼和,军事部长钟辉,青年部长张震寰。苏皖区党委抓紧调整、充实苏北各级党组织。为了加强对淮海地区工作的领导,7月,派万众一到淮阴建立第三地委,万众一、张芳久分任正副书记,辖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县委;原海属中心县委改建为第二地委;同年12月,在邢、睢、铜地区建立了第一地委。第三地委建立后,又派出力量向盐阜地区发展。到1939年底,苏北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和巩固工作基本完成,为苏北民众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抗日斗争的指示,1938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派钟辉、梁海波、李浩然等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并于随后挺进徐、淮、海敌后。
  1939年3月,淮阴全面沦陷后,在淮属中心县委领导下,淮阴、涟水等县分别建立了淮阴县抗日义勇队、涟水县抗日义勇队、涟水县民众抗日独立营等好几支抗日武装。其中涟水抗日义勇队4月5日的鲁渡伏击战大败日军,打出了士气,尤足称道。同年6月,淮阴、涟水及淮安县部分抗日武装,在涟水县成集汇合,成立南进支队第八团。后来,涟水县一个区队和部分已经改造的地主武装又合编为南进支队第九团。第八、第九两团合并成立南进支队第三梯队(亦称淮河大队),吴觉任梯队长,万众一任政委。第八团、第九团分别由陈书同、薛华甫任团长。淮河大队在淮涟地区打击日伪,抗日保家乡,赢得了人民的拥戴。韩德勤对此非常痛恨,处心积虑地要消灭这支武装。1940年3月,第八团在沭阳马庙被王光夏的常备第七旅包围,第九团及时赶来营救方才突围。在韩德勤部的围追堵截下,淮河大队分成若干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粉碎了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为八路军南下东进,开创苏北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6月间,八路军第三三四旅1.2万人,在黄克诚率领下,打破敌人阻截,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涡阳新兴集会师。经过合编后,由黄克诚率领其一部进人皖东北。此间,皖东北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种群众抗日团体迅速发展。同年八九月间,新四军就开辟了洪泽湖北岸、东岸地区。不久,陆续在洪泽湖周围地区成立泗南、泗宿、泗北、泗阳、淮泗、淮宝等县办事处(后改为县政府)。1941年5月,皖东北根据地改为淮北根据地,由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四师坚持,党委由刘子久任书记(1942年11月后为邓子恢),刘瑞龙任副书记,行署主任刘瑞龙,副主任刘玉柱,参议会参议长刘子久,副参议长吴静宜等。
  1938年1月,淮南各地相继沦陷,盱眙县人民遭到凶残的日军疯狂屠杀,王养吾等进步青年积极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向日军开展游击战争。此间,新四军第四支队誓师东进。1940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即成立挺进纵队进入津浦路东,发动群众和进行统战工作等。部队以盱眙县古城为中心,向周围各县分散开展游击活动,帮助建立党组织。不久,罗炳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进人路东,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游击根据地。同年11月,成立以陈东明为书记的中共盱熹工委。此后,韩德勤、李品仙等不断挑起反共磨擦。1940年3月,新四军在刘少奇亲自部署下,胜利地进行了半塔保卫战,粉碎了韩、李东西夹击的阴谋,为坚持津浦路东、路西阵地,为建立淮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抗日民主政权遂纷纷成立:4月中旬,盱眙县政府成立,县长余纪一;高邮县政府在塔集成立,县长胡扬;宝应县办事处在银集成立,主任张灿明。后又成立路东省委、路东联防办事处等党政机构,加强了对路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为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组织保证。1940年8月,罗炳辉部队突破韩德勤的三河防线,与黄克诚部共同开辟了淮宝根据地,并一举粉碎了淮南的刀会暴动,从而使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巩固。
  黄克诚部进人皖东北后,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1940年8月,第五纵队由皖东北出发,强渡运河,迅速扫除了六塘河两岸的顽军和土匪武装。9月8日至17日,新浦、大伊山、新安镇和涟水城的敌人,两次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进犯高沟、杨口地区,被第五纵队彭明治支队击溃,敌死伤100余人,敌酋松本司令亦毙命。10月初,在淮海区的第五纵队主力又突破国民党顽军的盐河防线,奋力东进南下,策应新四军黄桥战役。他们横扫盐阜一带顽军,于10月10日在东台县以北的白驹狮子口,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师,完成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进入苏北地区后,帮助地方迅速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开辟淮海区后,当即委任夏如爱为泗阳县长(后改为泗沭县),其他各县也分别于八九月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出夏仲芳为淮阴县长,薛华甫为涟水县长。同时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孟亚人为泗阳县委书记,汪振华、王浦洛分别负责淮阴县委和涟水县委的工作。9月中旬,苏皖区党委机关从皖东北进人淮海区,直接领导淮海区工作。不久,苏皖区党委撤销,成立淮海区党委,原皖东北地区成立晚东北区党委(旋改为淮北区党委);撤销中共第二、第三地委;成立以杨纯为书记的盐阜地委,随军前往盐阜区;淮海区专员公署成立,专员先为吴法宪,后由区党委书记金明代理。
  盐阜区开辟后,淮安、涟东抗日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赵心权任淮安县长,万金培为涟东办事处主任。书记则分别由李风、杨汉章担任。
  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反奸肃特剿匪、减租减息等工作,组织民兵维护地方治安,使根据地逐步巩固。
  保障供给和新四军二师兵工厂
  1941年秋,为了保障供给,粉碎敌伪的频繁、疯狂的“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各师组建军工部,以便分散进行军工生产,支援前方作战。二师的子弹厂、三师的“马厂造”遂应运而生。其中吴运铎奉命创办的二师军工厂成绩尤为卓著,事迹更可歌可泣。
  1941年秋,原军部军工厂政治指导员吴运铎奉命来到淮南敌后,在高邮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今为金湖县金南乡马塘村)负责新建一个子弹厂,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是年产60万发步枪子弹。
  当时,面临的困难确实难以想象。除第三师军工部分配8名技工和临时借用农户两间草屋作为厂房外,其余一无所有。但是,困难并没有把吴运铎压倒,他以对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迎难而上,白手起家,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没有钢铁,他就发动收集废钢烂铁,还组织打捞队,把国民政府丢弃在蒋坝镇附近南三河里准备用来造闸的钢材捞上来;没有图纸,他就自己设计;没有急需的设备、机械,就土法上马,“蚂蚁啃骨头”,自己制造。一次,为了抢修前方送来的一批废迫击炮弹,他立即和同志们一起动手,冒着生命危险从废旧的雷管内挖取雷汞。就在他细心操作过程中,突然雷管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了4个指头,左眼被炸瞎了,左腿膝盖也炸了个碗口大的伤口,脸也被炸伤了,直到第二天仍然昏迷不醒。经后方医院的抢救而脱险,但因流血过多,体质极度虚弱。然而当他得知厂里生产情况紧张时,没有等伤口痊愈,就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伤痛,回到了生产第一线。还有一次他干车床活,不慎一只手卷进了皮带盘里。原来已受过伤的手,立即血管爆裂,鲜血直流,但他仍不肯休息,包扎了一番以后硬是和大家一起工作。1943年初春,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将军要他尽快研制一种新武器——枪榴弹。他立即向罗师长保证:“我的一切属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从国外的一本旧杂志中找到了一张照片资料,然后和大家一起进行设计制造,经过数十次的试验,基本上解决了该武器在发射方面的间题。但紧接着又遇到了一个“失哑”的引爆问题。为此他又和大家一起策划“攻关”试验,终于解决了枪榴弹的引爆关,命中率也大大提高了。从此,枪榴弹便成了第二师军工的主要产品,部队的装备及其战斗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吴运铎硬是以其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钢铁意志和献身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新四军军工生产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著名的自传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给读者教育很大。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 柯察金”。
  新安旅行团的抗日救亡活动
  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最初由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的一批革命师生组成。这所小学系南京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于1929年6月6日创办,并兼任校长。1930年4月,其学生汪达之接任校长。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淮安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汪达之为对学生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于1933年10月将7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外出旅行。他们经镇江到上海,参观工厂,访问工人“棚户区”,考察租界,凭吊一二八战场,产生了旺盛的爱国激情和坚强的革命精神。这些小学生还被请进“沪江”、“光华”、“大厦”等几所大学,发表演讲,宣传爱国抗日的重要性和伟大性。这些行动受到上海进步舆论的高度赞扬和积极支持。此次旅行共54天,陶行知热情赋诗赞道: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
  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先生带,父母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1935年8月l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汪达之提出,以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实践生活教育、修学旅行的形式宣传孙中山遗教,唤醒民众,共赴国难,抗日救亡。这一倡议得到了陶行知的支持和中共上海左翼教联支部的同意。陶行知首先将其母亲去世后所得的人寿保险金500元全部捐出,作为筹备基金。上海进步人士援助解决了一套电影放映工具和《民族痛史》、《一二八战地写真》、《抵抗》等几部黑白无声电影片,以及幻灯、电唱机、唱片等宣传工具和一些生活用品。同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从淮安出发。出发前,举行宜誓,并发表《宣言》和《告全国小朋友书》。新安旅行团最初团员为14人,年龄小的12岁,大的20岁,连“顾问团员”汪达之共15人。出发时,全团仅有50元钱,每人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色工装裤,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他们脚穿草鞋,肩扛行李,携带宣传工具,奔赴全国各地,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们已经旅行了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山东、北平、河北、察哈尔、绥远等10多个省市。1939年冬,新旅建立了中共支部。
  1941年5月,新旅在转战宁夏、甘肃、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后,大部分团员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并划归盐阜区党委和盐阜区行署领导。这时,新旅共有团员50多人。在苏北,新旅展开了大规模的儿童工作。他们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开办儿童干部训练班,支军支前,演出文艺节目,出版抗战刊物。1945年9月,新旅回到淮安,参加了解放淮城的战斗。
  艰苦卓绝的三角斗争
  1943年春季以前,在淮阴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韩德勤等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以及日伪军这三方面力量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从而使淮阴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异常艰苦。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仍十分嚣张,叫嚣要“完成皖变未竟之功”,妄图围歼新四军,摧毁苏北根据地。1941年2月,国民党沭阳县武装2000余人,包围沭宿海根据地中心区。3月,徐继泰又率3个团,妄图切断我淮海、盐阜两区之联系。7月下旬,韩德勤乘日军进犯盐城之机,袭击益林一带我后方机关和医院。又令王光夏部占据泗阳程道口,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控制运河两岸,切断苏北、淮北两根据地的通道,策应皖北顽军东进。韩德勤又派姜云清、徐继泰、余士梅等部进逼淮海,使淮海区陷于危境。
  为此,10月,新四军集中第三、第四、第二师各一部和军独立旅,在陈毅代军长亲自指挥下,发起程道口战役。主力部队在完成对程道口的包围后,16日开始清扫顽军外围据点,先后攻克史家集、仰化集、丁庄、张庄等据点,迫近程道口。18日在大兴庄击溃企图增援的余士梅部。20日对程道口中心据点发起猛攻。经过2天激战,先后攻克东、西小圩和老圩子,21日晚8时胜利结束战斗。此役,共毙、伤、俘顽军1400余人,王光夏仅率百余人逃跑。
  程道口战毅的胜利,对于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稳定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战略布局,有着极大的影晌。
  1942年11月14日至12月16日,盘踞在皖东北的日伪军,集中兵力7000多,坦克6辆,汽车120辆,汽船19只,在8架飞机掩护下,分兵5路,持续33天,对淮北根据地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
  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运用游击战术与强大的敌伪相周旋,击其不备,终使敌人疲惫败逃。其中决定性的战斗,是新四军九旅26团的朱家岗守备战。12月9日晚,青阳、归仁、金镇敌伪,分三路秘密运动到朱家岗的26团驻地附近,10日拂晓,向26团发起攻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26团全体指战员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投人战斗,激战18小时,反复肉搏,十进十出,终于迫使敌伪弃械遗尸,仓惶溃逃。此役,26团光荣殉国者73人,敌伤亡二三百名,造成敌我伤亡三与一之比。
  朱家岗战斗以后,敌伪的大“扫荡”战线遂迅速萎缩,并告失败。
  1942年冬,日伪军在“扫荡”淮海区失败后,又于次年第一季度集中兵力“扫荡”盐阜区,想包抄新四军军部,但是军部在1942年冬已经巧妙地转移到盱眙县黄花塘。
  1943年春,日军在盐阜地区集中3个师团的兵力,向韩德勤的主力实施合围。韩德勤部队被敌击溃并被围困在车桥、曹甸地区。新四军第三师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出兵解围,并给予粮草、经费方面的支援。新四军的义举,博得社会各阶层舆论的赞扬和韩德勤部广大士兵的感激。
  但是,韩德勤写的感谢信墨迹未干,就根据蒋介石的密电,率部西移,进占断四军第四师驻地,与正由淮北津浦路西向路东进军的王仲廉部,东西夹击彭雪枫部于洪泽湖畔。3月1日,韩部突然侵占泗沭县里仁集、程道口地区。新四军以大局为重,晓以大义,呼吁团结抗日。但是韩德勤执迷不悟,又于3月14日亲率主力偷渡运河,侵人淮北根据地中心地区山子头一带,杀害根据地抗日干部和群众。新四军遂断然决定予以痛击。
  3月18日,在陈毅代军长的亲自部署下,新四军三师和二师各一部,配合新四军四师九旅在山子头发起自卫反击战,一举全歼韩部主力2000多人,先后击毙韩部保安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并生俘韩德勤。25日,陈毅抵达新四军四师驻地半城,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将韩德勤教育释放。韩遂率残部西走皖北。山子头战斗以后,本地区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大为缓解。
  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从1942年底到1944年春,抗日民主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异常艰苦。为此,军队利用战斗间隙,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防止明减暗不减。淮海地区在1943年夏秋两季,共减租粮食5000万斤,使83000多佃户得益,雇工增加工资粮430万斤。同时,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仅淮阴县一年就增加纺车850架,并配有织布机,做到土布基本自给。抗日民主政府还千方百计赈济春荒,增加春耕贷款,搞好粮食生产,保证根据地军民的衣、食、用的供给。鉴于本区历来水患严重,抗日民主政府还在冬春时节,利用战争间隙动员人民搞水利。如淮南高邮县开挖的长达30余里的农抗河,淮北淮宝县的人字头大坝,以及洪泽湖大堤的加固,泗南县的雪枫堤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水利建设工程。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各根据地政府及经济职能部门制定了保护根据地经济的多项法令法规及具体政策、实施办法。如统一税率、税目,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为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财源。为了同敌人开展金融斗争,淮北、淮南、淮海、盐阜等根据地分别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各自的钞票或流通券。各区还实行旨在限制粮食、棉花出口的贸易管制,以保证根据地起码的生活物资的供应。
  同时,努力搞好政权建设。1941年程道口战役以后,淮海、淮北等地乘胜对境内土匪进行清剿。明清以来一直相沿不绝的洪泽湖匪患,经张爱萍亲自部署指挥,一举肃清。根据地的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为政权的巩固创造了基本前提。各县都建立三三制的区、乡政权,并成立行政区和县两级参议会,搞好统战工作。在中心区,废除保甲制,实行代表制、村长制,并建立健全各种行政工作制度,使各级各类机构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作用;在游击区和边缘区,则暂时保留保甲制,争取旧政权人员为我工作。各根据地还成立地方法院,进行法制建设的尝试。
  由于战乱,淮境的教育处于自流状态,文化事业更是趋于瘫痪。各抗日根据地创建后,民主政府即努力恢复各级学校,兴办新校,还鼓励私人办学。并创办了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等高等院校。到1943年春,淮海区的中学就有9所,小学则恢复了百余所。同时革新教材内容,使之适应抗战教育的需要。各根据地都办有报纸、刊物,著名的《淮海报》 、《淮南大众》 等报刊都是这时期创办的。至于抗日的版报、墙头报、墙头画则随处可见。各级各种剧团、文艺宜传队异常活跃,他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淮剧、淮海戏、打鼓说书、秧歌舞、荡花船、莲花落等多种形式演出,配合当时的斗争和中心任务,揭露了敌人,教育了人民,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另一项出色工作,是结合农村扫盲学习文化知识,开展了遍及全区广大农村的群众性的冬学运动。1943年冬,仅淮北根据地就有冬学万余所。根据地内处处呈现热气腾腾、生动活泼的景象。
  根据地的武装建设进一步加强。为了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除县有大队或总队,区有中队外,各乡还建立了模范班、联防队、游击小组,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扰乱敌人,有效地坚持了原地斗争,保卫了根据地。王凤山“土炮大队”就是这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支优秀的群众武装。为了壮大主力部队,苏北各地多次发动群众性参军运动,1943年冬的一个月中,淮海区就动员2200人参军,很多地方出现妻送夫、母送子和兄弟竞相参军的动人情景。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反攻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墉
  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盐阜区转移到淮南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军部的转移使盱眙县的战略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黄花塘地区不仅是淮南津浦路东的中心区,而且成为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在抗战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军部的存在,犹如一把尖刀,插在敌背。因此,敌伪必欲除之而后快。1941年7月到次年11月,先后多次突然向盐城合击、“扫荡”,妄图一举摧毁军部指挥机关和歼灭新四军主力。对此,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早有精神准备,及时作出了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进行了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出于便利作战部队机动回旋的战略考虑,军部和华中局遂决定于1942年12月25日向淮南津浦路东转移,并于次年l 月10日到达目的地——盱眙县黄花塘地区。
  以黄花塘为活动中心的皖东根据地是淮南的基地。它处于南京背后,津浦路南段之侧翼,又在江淮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东有苏中、苏北为依托,西有津浦路西作屏障,北有淮北相支援,南与苏南、皖中根据地相呼应。这个地区大部为丘陵,地形起伏多变,进可攻,退可守,便于转移隐蔽,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再加上这个地区距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基本作战区较远,磨擦较少,路东地区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根据地建设较为巩固。在军部转移到此之前,这一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第二师师部及其前身第五支队的驻地。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黄花塘后,为了对外保密,取代号为“黄河大队”,下属各军直属机构都以“中队”代之,共12个,其中第十二中队直属华中局领导,是城工部(江苏省委)、社会部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共同代号。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943年11月离开赴延安)、代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1945年5月任代军长)、参谋长赖传珠以及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领导人都驻在这里办公。司令部、参谋处办公地点在黄花塘村西的20多间草房里,陈毅、饶漱石住在塘边新盖的草屋里,张云逸住在农民家里。在参谋处办公地点后边还盖了个简陋的会堂(大草拥),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政治部、社会部驻大、小王庄,供给卫生部驻常庄,情报处往双庙,华中党校驻新铺,军特务团驻冈村。
  新四军军部驻黄花塘期间,1943年底至1944年初,正值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入局部反攻阶段之际。在军部的领导和部署下,各部队连续粉碎了日伪军“扫荡”、“伪化”和“蚕食”,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944年3月,苏中发动的车桥战役,揭开了苏中、苏北地区局部反攻的序幕。1945年春,新四军展开了全面反攻,八九月间,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日伪军,淮北、苏北、淮南、苏中四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领导并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军部成立总会,各部成立分会,层层领导这一运动。后来,由于当时掌握中央审干大权的康生发动了错误的“抢救运动”,个别单位也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做法,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但很快得到了纠正。
  其间,还组织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春,黄花塘地区发生严重灾荒。为了帮助当地群众度过灾荒,军部号召部队干部每天节约二三两粮食,救济灾民;此后,华中局和军部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决定把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工作。军部机关积极带头开荒种粮,向农民借一些土地种菜。政治部种水稻30多亩、菜地三四亩,养猪30多头,做到蔬菜自给有余、粮食部分解决;管理科还办起了饲养场,喂猪,养家禽 ,开办油坊、豆腐坊,改善部队生活。经过1年努力,部队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1944年初,军部机关干部不仅做到了食油、蔬菜自给,而且每人每月还能吃到猪肉1斤,其它肉类半斤,牙刷、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基本自给。从而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大力开展军政训练运动。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期间,从1944年冬开始领导和开展了军政大训练运动。同时,各部队和各地区还抓了民兵和自卫队的扩大、整组和训练。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地区(含千裸柳)共两年零八个月。在军部的领导下,新四军愈战愈强,为顺利进行战略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到1945年7一8月,主力部队发展到21.5万人,地方部队发展到9.7万人。收复了大片国土,解放区扩大了26.8万平方公里,占华中敌后总面积的92% ,人口达到4346万,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61% ,建立了165个抗日民主政权。同时,与黄花塘地区人民建立了深厚情谊,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在群众中的影响。
  惊天地泣鬼神的刘老庄战斗
  在淮海区军民粉碎日伪大“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营第四连,同日军血战于淮阴县刘老庄,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史诗。
  1943年2月,日军对盐阜区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扫荡”。在苏北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敌被迫于3月中旬向淮海、苏中、淮北撤退。日军第十七师团在向淮海区撤退中,沿途继续“扫荡”,寻歼新四军主力。3月16日,该部队以一部兵力在淮阴北部分11路合击驻梁岔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十九团第二营,第二营迅即灵活转移,跳出包围,敌跟踪追击。3月17日,敌追至老张集附近与第二营打响战斗,激战半天,第二营四连撤退至刘老庄宿营。次日,即打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刘老庄战斗。李一氓在《淮阴八二十烈士墓碑记》中写道:"1943年3月18日拂晓,从淮阴城开出一支国际强盗的军队——日寇,十七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配备有野战炮、重机枪,过了老黄河、盐河向北,梳子样的扫荡过去,一直扫到涧桥、刘老庄。
  刘老庄,在春天,交通沟在庄子里伸出来,散兵壕式的弯曲,不知去向;傍着土地庙,站着持枪哨兵。战士,枪弹都上了膛,机枪都褪了枪衣,手榴弹都挂在身上,但态度是闲散的。这位置是一个连,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营第四连,从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到司号员、炊事员一共八十二个人。
  发现敌人,哨兵以连续的发射代替报告,一个连八二十个人,立刻进了交通壕,抵抗;交通壕是断绝的,不能退却,抵抗;就是一个连,没有友邻部队,不能够得到援助,抵抗;优越的敌人迅速地完成了几重包围。不能够退却,抵抗。
  再不是春天,再不是闲散,而是战斗,保卫刘老庄,保卫自己。
  敌人,发起冲锋,一次,无效;两次,无效;三次,无效;四次,无效!敌人认清了对方不能退,集中了炮火,上一百门,轰;指向着蜿蜒的交通壕,轰。
  这个连,八十二个人,从拂晓到黄昏,度过那极端紧张、残酷、饥饿、悲壮的十二小时。只有枪声、炮弹声、手榴弹声;只有鲜血、挣扎和死。八十二个,八十一个,八十个,七十九个,七十八个,一个一个的递减到不成为连。两个排,一个排,两个班,最后还不到一个班;整天的战斗,整天的射击,剩下来的人和剩下来的子弹,最后还不到供一枝枪的连放。绝望的牺牲下去,亦英勇的牺牲下去。
  他们凭了什么有这样一股不挠、不屈、不止的抵抗力量呢?
  等到一条交通沟都静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同战场一徉的昏暗,敌人才敢迟钝的踏向交通壕沟的边沿。顺着交通构,错乱的躺着一个、两个、三个… … 八十二个中国人民战士,每一个都染洒着透红的中国人民的鲜血。注视一下,没有一伎完整的短枪、步枪、机枪,全部折断了,炸碎了,弹药都射尽了,手榴弹都掷光了。敌人想要,但是不能拿走一枝还像样的武器,作为他‘胜利’的代价。他只无可奈何地搬回他自己极丑的黄色军服包裹着的法西斯腐臭的瘟尸二百几十具,这便是他在新四军面前应有的‘缴获’… … ”
  战后,新四军第七旅旅部为了表彰82名烈士忠勇殉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命名第四连为“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在《论解放区战场》中,称赞他们是人民军队“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陈毅代军长则称之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刘老庄战斗后3天,当地群众就在那断绝的交通沟旁边筑起了高达数丈的公墓,上面写着“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八十二烈士公墓”,并由淮海区行署主任李一氓为公墓题写楹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表达了人民对烈士的永久思念。
  车桥战役和敌后抗战新局面
  在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向局部反攻转变的重要时刻,新四军第一师在以车桥为中心的淮(安)宝(应)以东地区发动了著名的车桥战役。
  车桥镇距淮安东南约30余公里。这里曾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偏安之处,1943年2月,在日军“扫荡”时韩德勤不战而溃,遂陷于敌手。
  车桥位于淮安、泾口、泾河、曹甸之间,是日伪军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宝应地区以南是苏中水网地区,以北是苏北平原,以西隔运河、宝应湖便是淮北、淮南平原,是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根据地的交界。敌伪军在泾河、曹甸、车桥、泾口一线构筑据点,分割苏中、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并连接沙沟、兴化城等据点;分割苏中抗日根据地一、二分区。
  车桥据点,经过敌伪顽的多年经营,设防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圩子,东西长2华里多,南北宽约1华里半,高约1丈5尺至2丈。外壕约宽1丈5尺,水深七八尺。南和西南有2道土圩,东南有3道土好,为伪军大队部驻地。从伪军大队部向西有小圩子。高1丈2尺,东西南三面外壕水深2米,围墙四周有一个暗堡,围墙内两座大瓦房,中间一个大碉堡,为日军驻守。沿大、小土圩的碉堡计有53座,各碉堡相距200米,火力能够互相支援,并有暗堡封锁地面。共驻日军40余名、伪军600余名。车桥镇四周均系旱地,北面多坟地,西南l 华里处为敌飞机场;西北的卢家滩地势低洼,北有纵横1公里的卢家荡,南有涧河。
  为了坚持苏中斗争,夺得一块背靠苏北、比较开阔和稳定的后方地区,1944年2月,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军区司令部研究决定,在涧河沿线发动以夺取车桥地区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确定以攻坚、打援结合的战略方针。3月4日,各参战部队迅速行动,占领阵地。5日凌晨,战斗打响。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三旅第七团,采取远距离奔袭手段,多路突击,猛扑核心据点车桥镇。在军区所属炮兵大队支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三连一举突进围墙,碉堡守敌以猛烈火力阻拦,战士陈福田架起云梯,只身飞上3丈多高的碉堡,用十字镐撅开堡顶,塞进手榴弹,炸毁碉堡,全歼守敌。战后,陈福田被评为战斗英雄。接着,第七团向纵深发展,占领街道。经过激烈的白刃格斗,到下午3时,南北土圩内的伪军被歼,摧毁碉堡5O 余个。傍晚,第七团向日军驻守的碉堡猛烈开火,同时进行火线喊话,加强政治攻势,围困日军碉堡。
  担任打援任务的第一团及泰县独立团,在第55团配合下,采取了运动防御和侧后突击的战术,在车桥西北芦家滩一带阻击日军。5日下午4时,日军由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方向出动,分批增援。当第一批增援日军240余人进人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方阻击部队猛烈开火,迫敌进人预设雷区,群雷连声爆炸,援敌死伤惨重。以后对逐次增援的日军数百人分别予以阻击,迫其猬集于韩庄。晚8时许,敌向阻击阵地猛扑,企图打开缺口,冲往车桥。正面部队果断拦击,侧翼部队从敌侧背实施反击,攻人韩庄,与敌短兵相接。排长陈永兴率先冲人敌阵,用手榴弹连续砸死3名日军,战士们英勇拼刺,毙敌60多名。其余援敌近200人乘黑夜绕开正面阵地,徒步涉草荡,企图继续向车桥推进。新四军阻击部队于小马庄围歼该敌,发起火攻,将日军大部烧死,12名日军束手就擒。
  此役计歼日军三泽大佐以下400余人,其中生俘24人;歼伪军500余人。
  高沟、杨口是淮海区的大市镇和军事要区,共驻有日伪武装2000多人。日伪以此为依托,形成近40平方公里的伪化区域,是嵌在淮海根据地中心的一颗钉子。
  1944年4月19日至25日,新四军十旅四支队和七旅20团等部,由钟伟指挥,他们在地方武装及民兵的配合下,对敌进行各个击破,连续攻克高沟、杨口等14个据点,全歼守敌伪军一个旅和一个大队,计2500余人。毙伤出援日军14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事物资。
  高杨战役后,日伪东海至淮阴公路及盐河交通线,直接攀露在三师的攻击矛头之下,敌军心更加动摇,伪军反正日益增多。
  同年9月6日至9日,新四军第十旅刘展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对位于宿迁、泗阳两县城之间的林宫渡敌据点发动攻击。9月6日,攻击部队连夜奔袭包围;8日,各攻击分队发起总攻。经穿墙打洞,逐屋争夺,近战肉搏,至9日即拔除林宫渡据点,共毙俘日军金井中队长以下71人,毙俘伪军90余人。以后,日伪控制的运河交通线瘫痪。淮海各支队乘势开展一系列进攻,将日伪分割在几个孤立的地区,陷人处处被动挨打的境地。
  此间,淮北军民也愈战愈强。到1944年,坚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四师已迅速发展壮大,淮北抗日根据地开始越过津浦路。同年8月,四师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进一步恢复曾经是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豫皖苏边区。8月10日,彭雪枫师长率四师主力5个团及地方武装的一部分,在半城大王庄隆重举行哲师大会。16日,彭雪枫率部冒雨西征。部队胜利插人豫皖苏地区。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夏邑八里庄战斗即将胜利时,不幸为流弹所中,英勇殉国,时年仅37岁。
  全面反攻和两淮战役
  1944年以后,淮境的敌寇已逐步陷人形将灭顶的泥潭:伪化区越来越缩小,很多地方已缩小到城圈、镇圩附近;机动优势因全区的各条公路上布满了3O 米一堑、50米一壕的交通沟,而无从发挥,仅剩下部分运河和一两条公路可勉强维持通行。由此带来的是给养不济、军械不足。伪军在“红黑点运动”等政治攻势下,不断瓦解,逃跑、投诚者与日俱增。悲观失望的日伪军官兵,只能困守交通沿线的几座重点城镇,作困兽之斗。
  1945年七八月份,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全面反攻的条件迅速成熟。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宜告抗日战争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本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广大军民遂以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开展了对日寇的最后决战。8月13日,泗阳县城众兴镇之敌向淮阴逃窜,众兴镇被收复。16日,盱眙城日军西逃,伪军100多人投降,盱眙城解放。22日,涟水日军向新浦窜逃,涟东独立团进驻涟城。是日夜间,南新安镇(今灌南县城)伪军北逃,涟水地方武装进驻该镇。从8月下旬开始,我新四军三师即着手攻击盘踞淮阴城的伪军潘干臣第28师。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为篡夺胜利果实,采取与日伪合流的政策,利用伪军为其固守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伪军潘干臣部有恃无恐,无视新四军的通牒,妄图负隅顽抗。
  9月6日,新四军三师及地方武装完成对淮阴城的包围后,又3次向潘干臣发出通牒,敦促其放下武器,均遭到拒绝。是日下午2时,各部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城内守敌发起总攻。在南门担任主攻任务的师特务团,战斗最为激烈,尖刀班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又冲上去;第一架云梯炸断,第二架又立即竖起。副营长张培英、四连长惠汉良、六连长任良泉、七连长王德、八连长李云山? ? ? ? ? 一个个地牺性在云梯旁。突击班长彭正华从炸断的云梯上摔下,一条腿折断了,仍用身体支撑着云梯,让战友们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爬。刚爬上城垛的班长徐佳标,双手被敌人的军刀齐腕砍断,而他的附近就是敌人喷着火舌的暗堡,他艰难地用双肘爬向暗堡,猛扑过去,用双臂紧紧地夹住敌人的机枪口… … 战士们呐喊着冲向城墙,登上云梯,跃上城楼。
  首先攻人城内的是东门的28团,总攻号令下达后,他们的爆破就获得成功,城墙被炸开7米多宽的缺口。二连五班长曾家良将第一面鲜艳红旗插上东门城头。指战员们像潮水一样从缺口涌进城去,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营二连在连长张昌义的带领下,如风卷残叶,迅速攻到西大街十字路口,在一位理发工人的向导下,直向伪28师师部冲去,当场击毙了正在电话里大发雷霆的伪少将师长潘干臣。
  此间,西门、北门的攻击部队也都攻上城头,并向纵深发展,将敌分割包围,逐处歼灭,整个战斗只用了90分钟。
  此役计毙潘干臣以下官兵292名,俘伪少将参谋长刘绍坤以下8325名,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我军在此役中有营长宋传海、副营长张培英以下指战员189人光荣牺牲,并有590人受伤。
  当淮阴战斗进行时,我各县地方武装已将淮安城严密包围。淮阴城解放后,主力部队即将包围圈紧缩。9月22日,攻击淮安城的战役打响。上午8时,三师七旅、八旅在淮安县独立团和射阳县独立团的配合下,先对守敌实施炮火袭击,接着通过地道,在城西南角爆破成功。攻城部队先后从东南、东北方向突破,各部队迅即向纵深穿插,分别进行围歼。上午10时,城内守敌已大部被歼,残部依托镇淮楼和楚王殿顽抗,到中午12时30分,终被剿灭。此役全歼伪军6000余人,伪旅长吴漱泉(吴独膀子)被当场击毙。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共伤亡900余人。
  攻取两淮后,三师十旅及地方武装又连克响水口、陈家港、大伊山等地,控制了灌河两岸,完全解放了淮北盐场。两淮战役及以后诸战斗的胜利,使苏北、苏中、淮北、淮南解放区进一步联成一片,为迎接华中人民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
  华中解放区的心脏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后,江南的新四军和党政机关陆续向江北地区撤退,华中主力亦次第北移。同时,随着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解放区的联成一片,形成南界长江,北枕陇海铁路,东临黄海,西至涡河、裕溪口一线的广大解放区域,含53个旧县域,其中江苏32个、安徽18个、河南3个,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位于四大解放区结合部的淮阴、淮安,成为整个华中解放区的中心。
  原华中领导骨干和军事主力北移山东和东北地区以后,为了更好地坚持、巩固、建设华中解放区,用人民自卫战争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华中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
  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在淮安成立。华中分局以邓子恢、谭震林为正、副书记,张鼎丞、曾山、粟裕、刘晓等人为常委,下辖淮南区党委和8个地委。盐阜地委改称五地委,曹荻秋、万金培为正、副书记;淮海地委改称六地委,万众一、吴觉为正副书记;淮北路东为七地委,赖毅、刘玉柱为正、副书记;淮南路东为三地委,书记由李世农兼。
  华中军区以张鼎丞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委,粟裕、张爱萍为副司令员,谭姚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苏中军区(一、二军分区,独立旅)、淮南军区(三、四军分区,独立旅)及第五、六、七、八军分区。五分区司令员谢祥军、政委曹荻秋,六分区司令员覃健、政委万众一,七分区司令员张震球、政委赖毅,三分区由淮南军区兼。
  同年10月29日,四大解放区参议会负责人、行政领导以及地方士绅代表,在淮阴城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统一四大解放区行政机构,成立苏皖边区政府。会议推荐李一氓为主席,刘瑞龙、季方、韦悫、方毅为副主席。边区政府下辖8个行政区70个县(市),清江市为边区政府首府和直辖市,市长夏仲芳。8个行政区中,第五行政区专员万金培、副专员茅蕴辉,第六行政区专员吴觉,第七行政区专员张辑五、副专员王烽舞、苌宗商,第三行政区专员陈舜仪、副专员周元斌。
  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在全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惩奸反特运动,镇压了一批罪恶昭彰、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如淮阴和淮安的大汉奸周公望、沙贵章、高必发、李玉书等,或被正法,或被判无期徒刑。1946年初,又结合审查公民权,张贴红、绿、黄、白、黑五色榜,进一步打击和孤立了敌伪和其他反共反人民的势力。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还颁布了20多条法律条令、禁令等,对造谣惑众、捣乱金融、聚众滋事、无故鸣枪、吸毒贩毒、聚赌盗窃、抢劫勒索者,坚决依法究办,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风气的清明。例如,到5月初,仅清江市就有800余烟民自行登记,保证禁绝,不再贩卖。
  苏皖边区政府以改善民生为主旨,在新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在老解放区则认真贯彻查减。还通过没收汉奸、豪绅、恶霸地主的土地,允许一般地主以土地清偿所欠农民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它无理剥削中的债务,使许多农民得以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农民情绪高涨,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华中分局和边区政府遵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先在淮安县石塘区鹅钱乡搞土地改革试点,然后向全边区推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边区就有15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
  1945年,在8个行政区中,有6个行政区遭受严重的水灾、蝗灾,有的地区收成不到正常年景的3成。次年春,为了搞好救灾工作,边区各级政府动员了尽可能多的财力物力,发放灾款、灾粮、救灾公债,举办平粜,组织以工代赈等。第六行政区还开展了义赈运动,调动社会积谷,减轻了救灾压力。
  为了搞好生产自救,发展生产,搞活经济,边区政府停止使用法币和白银,禁用伪币,以华中银行发行的华中币作为唯一通货。发动群众修复桥梁276座,长短公路49条,形成以两淮为中心,纵横全边区50余县的公路网;运河等航道上的河坝全被拆除,有的河床还拓宽扒深;架设长途电话线2500里以上,开通邮路7700余里,可与山东、冀中、晋冀鲁豫等解放区通邮。另外,发放农工商业贷款,并为吸引民间资金,把部分公营工厂改为公私合营工厂。还由政府组织进出口,解决供俏问题。
  这些措施,为生产发展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农村纺织业发展极快,城市工业也迅速恢复,还兴建了一批生产牙刷、牙粉、肥皂、油墨、毛巾、纸张、火柴、皮革、玻璃等日用品的工厂,基本实现生产自给。商业更趋活跃。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清江市生机盎然,全市有商店与固定小摊1457家,资本总数约有540余万元(抗币),平均每月营业额为550余万元。
  边区政府还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各种文化学术团体在两淮纷纷成立,有:华中文化协会、文艺协会、新闻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自然科学协会、教育联合会、诗歌协会、美术协会等。这些协会经常开辟讲座,举办展览,进行学术讨论,开展学术交流。另外,各行政区、各县市几乎都成立了文工团和地方戏剧团,巡回演出。出版业繁荣,单在清江市出版的报刊就有《华中通讯》、《新华日报(华中版)》 、《清江工人报》 、《生活》 、《民主建设》 、《江淮文化》、《华中少年》 、《大众文艺》等十五六种。新书店印刷厂承印的书籍有60余种,近30万册。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创办。在两淮开办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有:华中建设大学、雪枫军政大学、苏皖教育学院、苏北工专、华中医科学校、华中医务职业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中牧畜医学校,以及财经干部学校等。
  卫生工作成绩显著。如清江市,原来只有一所像样的医院,边区政府成立后,就发展到5所,其中以宋庆龄捐赠全部设备创设的苏北国际和平医院规模最大,有250张钢丝床。卫生行政部门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巡回医疗,开展防疫治病工作。
  在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两淮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到处是一派健康向上的景象。
  从反战自卫到故略撤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玩弄假和谈的伎俩,一面调兵遣将,包围封锁解放区,并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调动15万大军从南通和安徽来安两个方向向华中解放区腹地推进。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一面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根据整体战略部署,掩护党政机关循序撤退。1946年9月19日,国民党集中4个师兵力进攻淮阴,华中野战军在歼敌5000余人后主动撤离,21日又主动撤出淮安城。此间,并组织了严密的广大敌后战场。
  涟水城位于废黄河和盐河之间,是联系华中、山东两个解放区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华中野战军撤出两淮后,陆续集结于淮涟地区。而此时,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正踌躇满志,吹嘘“苏北战斗已成尾声”。
  1946年10月19日,张灵甫率整编第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4个旅3万余兵力,攻向涟水。第57旅自淮安出发,经席桥、顺河集向茭陵进攻,威胁涟水左侧;第51旅由板闸出发,经马厂、钦工指向涟水正面。西侧第58旅自淮阴出发向东北横扫策应,第192旅则在东侧负责苏嘴方向的警戒,均为预备队。当时华中野战军第11纵队(即淮南五旅)第15团负责涟水城防,第11纵队主力及第10纵队、淮南第六旅等部则在城南河套地区奋力抗击来犯之敌。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六师、第九纵队、第13旅等自沭阳地区兼程南下保卫涟水,图歼敌整编第74师。22日晨,敌在飞机配合下,全线猛攻,我军坚守南门的第15团第一、三营,在战壕、地堡大部被炸毁的情况下顽强抗击,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军镐,甚至铁叉和敌人肉搏。坚守渡口的第一营第二连以邢献良为排长的第三排除1名新战士外,全部英勇牺牲在阵地上。第14团撤到河北,增援涟水城,同时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率部亦赶到涟水东门外大堤,击退已楔入我军阵地之敌。守城的第11纵队第15团伤亡甚大,第13团和独五团接替南门渡口至杂姓庄一线防线。23日,敌继续强渡废黄河猛攻涟城,突破我军3道大堤防线,进到城垣,有1连兵力偷袭入城,涟水城危急。当日晨,第六师第18旅赶到城北,稍后,第16旅赶到城东将敌击退至第一道大堤和渡口、吴庄一线,歼敌1个营并肃清窜入城内之敌。24日,第一师、第13旅和第九纵队均已到达城郊进入阵地。敌整编第74师3个旅全力进攻涟水城。我军全力反击,激战数小时,敌大部溃退河南。25日晨,敌调第192旅加强正面攻击力量,再次发起总攻,重占北岸第一道大堤,企图全力突破南门阵地。我守军连续击退敌8次进攻。至傍晚,我军发起全线反击,敌第192旅被歼千余人后退回茭陵地区。敌第57旅、第51旅一部退守吴庄和桥头堡,其余退回南岸。26日晨,第十纵队歼敌1个连后,逼近钦工张灵甫指挥部。下午6时到次日拂晓,我军歼吴庄、桥头堡守敌,废黄河北岸之敌全部肃清。30日夜,我军开始全线反击。31日,第13旅和第一师围歼黄庄敌第192旅旅部和第575团大部,该旅旅长曾振负伤,率残部逃向淮安。夜,第13旅强攻徐家荡,重创敌第57旅第172团。11月1日,张灵甫率部撤回淮阴。第一次涟水保卫战胜利结束。是役为时14天,计歼敌约9000余人。我军亦付出重大代价,计伤亡6000余人,深受苏北军民爱戴的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在指挥战斗中光荣牺牲。
  12月3日,敌整编第74师、第28师第192旅和桂系第七军一个旅,再度侵犯涟水城,华中野战军第六师、淮南第六旅,与敌激战14个昼夜,共歼敌4000余人。12月16日,华中野战军主动撤出涟水城。
  1947年12月31日,陈毅在晋绥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涟水保卫战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第一次涟水保卫战,是为了掩护伤病员、家属及大批后方机关等撤退,我们伤亡8000人,把敌人打退了,使敌人侵占推迟了一个月时间;第二次保卫涟水,是为了争取侧冀主要战线的展开,敌人疑为我们主力在那里,拼命追攻,我们伤亡4000人,却造成宿北大捷,消灭敌人一个军。” ①
  坚持洪泽湖的斗争
  1946年8月底,华中野战军主力撤出淮北,七分区进人敌后坚持阶段。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占领淮北中心区青阳镇、半城、金锁、洋河等地,七分区党政机关及家属被迫撤至成子湖边界集、山子头、唐莫圩狭小地带。11月24日至25日,在第九纵队接应下,七分区党政机关及分区武装主力4个团撤到运河以东六分区。由于撤退仓促,造成混乱,领导机关和武装主力撤走后,国民党军队大肆“清剿”屠杀,淮北除洪泽湖外,各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仅泗南一县,被敌人吊打、枪杀、活埋者达1200余人。当时,洪泽湖周边陆地已全部被敌人占领,拥挤在湖上的各类人员约2000余人,互不隶属,人员混杂,船少人多,加之天气寒冷,生活困难,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加强领导,确定斗争行动方针,留在洪泽湖上的第七地委敌工部长姚克,洪泽县委书记王化东和县长谢楠、泗南县委书记洪沛等在罗嘴会商,决定武装长期坚持洪泽湖的斗争方针,并组织中共洪泽湖临时工委,推姚克为书记,王化东、洪沛和谢楠为委员。工委成立后,立即精简疏散老弱和非战斗人员,留下的500余精干人员统一组编武装,成立军事指挥部,任命洪泽县总队参谋长魏存平为指挥,泗南县支队副队长刘凯顺为副指挥,盱凤嘉武装编成一、二连,代号“绿山”、“青山”,后改为“长江”、“黄河”;以洪泽县干部和武工队编成第三连,其他各县干部编成第四连,代号分别为“淮河”、“成湖”,后改为“丹山”、“溧河”。按“四四”编制,每连约有190人。各连均有小炮、机枪和钢板划子。指挥部另有直属队和鸭枪队。主力一、二连多是洪泽县富于水上作战经验,又熟悉湖上情况的战士,而三、四连多是富于斗争经验的干部,所以这是一支政治素质好,机动灵活的水上游击队。有了党组织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湖上武装,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并开展了积极的武装坚持斗争。
  洪泽湖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张爱萍等开辟的老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湖面广阔,滩多水浅,芦苇蒲草丛生,机动船只不便航行,是打游击的好战场。
  12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驻临淮头的国民党军一个营,抓了50多条小船,强迫渔民撑船,分两路向湖上扑来。我方事先已获情报,90条钢板划子早在外河口摆好阵势,游击健儿磨拳擦掌,严阵以待。被敌人拉来撑船的渔民心向共产党,故意把船踩得摇摇晃晃,趁敌人胆战心惊之际,魏存平命令出击,适烈攻击敌人。此次战斗,敌死伤数十人,损失10余条小船,仓皇逃去。此后,敌再不敢轻易进湖。
  军事“围剿”失败,国民党军便用毒辣手段迫害陆上家属,以动摇湖上指战员坚持的决心。仁和集陈邦炉的母亲被“还乡团”抓去,遇她交出儿子,被当场活活打死;盛立富连长(后战斗牺牲)的爱人被逼逃亡,国民党保长吊打他12岁的侄儿,将他折磨成残度;敌人逼田吉余副连长的妻子交出丈夫,她死不吭声,被打得皮开肉绽,活活折磨死。淮河区委书记陈一石的老母亲被敌管镇镇长抓去,逼她叫儿子上岸自首,老人说:“我儿子替人民办事没罪!”结果被关在猪圈里,折磨而死;4岁的女儿躲在亲戚家,也被国民党保长搜出,棒打脚踢,4天便夭折了。与此同时,敌人还利用各种关系,对我方指战员劝降策反,使个别动摇分子开了小差。于是洪泽湖工委和军事指挥部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对内加强思想教育,严惩动摇分子,巩固部队,对外主动出击,镇压顽固反动分子,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缴获枪械弹药食品,改善军需。并把一些敌乡、保长抓来,警告他们如果再迫害我方家属,将遭到加倍的报复,并以牙还牙地打击了几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时值隆冬,湖上奇寒。指战员们缺吃少穿,坚持战斗。1946年12月20日,在湖上坚持出版的《拂晓报》 刊出了宿北大捷的消息,年底又收到了毛泽东主席《新年祝词》和朱德总司令的元旦广播讲话。党中央的声音和胜利的捷报,极大地鼓舞了湖上坚持者的斗志。他们历尽艰难险阻,机智出击10余次,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他们多次派出人员与上级联系,翘首盼望主力早日打回来,收复解放区。
  1947年1月24日(正月初三),湖上同志准备趁敌人不备出击,忽然两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人来到剪刀沟,原来是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饶子健派来的联络员,他们带来了淮北挺进支队已到达洪泽湖边的喜讯。霎时间,剪刀沟一片欢腾。26日,洪泽湖工委4位负责同志在洪泽湖西岸和淮北挺进支队首长会面,长达58天的洪泽湖艰苦坚持斗争胜利结束。从此,淮北的敌后坚持斗争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敌后坚持到全境解放
  1947年1月9日,驻沭阳城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主动撤离,敌74师进占。至此,第六行政区各县城及交通干线上的主要集镇均为敌人占领。敌并以此为依托,力图建立政权,“还乡团”则到处反攻倒算,复田拔租,甚至以带血的屠刀实施阶级报复。
  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华中分局在部署主力和党政干部撤退的同时,决定将第七纵队留在苏中,第10纵队留在苏北,担任敌后坚持任务。此间,华中分局还决定,由饶子健等组成淮北党政军工作委员会,同时由华中野战军主力一部组成淮北挺进支队,深入淮北敌后坚持斗争。不久,与在洪泽湖上坚持58天的洪泽湖工委胜利会师,开辟了敌后斗争的新局面。到1948年7月份,恢复了11个县政权。杨效春率领的淮南支队进入金湖小河东地区,逐步把游击战争扩大到盱眙、来安等地,并一度收复盱凤嘉。苏北地区由于敌后坚持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早,做得好,所以斗争更显得积极主动。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第六行政区的涟水、沭阳中心区,仅被敌人占据20余天。
  同时,在敌后坚持的各级党政组织,积极组织生产,确保前线需要,并做好补充兵员等工作,仅淮安县自1946年7月至1948年11月,就有2678人参军。各县的独立团、县总队也不断发展壮大,积极配合主力作战。
  在淮海战役中,全区人民“一切为了支援前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3月至12月,为支援淮海战役和大军南下,淮属各县参加修路群众达10万人次,修成公路13条,共750多公里,修桥梁46座。第六行政区前后共动员了35万民工,组成担架队、大车队、小车队,运输粮草弹药,护送伤员,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全区实际负担支前的民工约占全区总人口的13.5% ,约占淮海战役整个支前民工数的23%。战役进入决战阶段以后,适逢连日雨雪纷飞,天寒地冻,蛛网式的壕沟被大雪覆盖。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党员、干部纷纷站到第一线,与民工一起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胜利地完成支前任务,涌现了一大批支前模范人物。淮阴县女担架队员李兰贞,获得了特等功臣的称号。她4次参加常备民工,一直与男工一样抬伤员,运粮草,每夜行军八九十里,住下来时,还忙着烧水做饭,帮助伤员洗衣。淮海战役的胜利,正如陈毅当年所说,是小车推出来的,扁担打出来的。
  1948年上半年,全区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所控制的地盘,仅有30%左右,越靠近北部的县份,控制的地盘越小,甚至只能困守几座孤立据点。至同年8月底,第六行政区范围内的城镇,除陇海铁路上的北新安镇、新浦、海州外,已仅剩淮阴城没有解放。同时,淮北、淮南地区也大部收复。
  1948年11、12月间,随着淮海战役的深入发展,据守两淮的国民党部队军心严重动摇。12月1日夜,驻淮阴城的敌军先后杀害革命干群40余人,并烧掠仁慈医院。第二天,驻守
  王营、杨庄和淮阴城的国民党部队,沿运河南逃。第六军分区二团当日进驻淮阴城。次日拂晓,六分区主力向南追击逃敌。上午8时,在淮阴城东南山芋行与企图重占淮阴之敌遭遇。在六分区主力顽强抗击下,敌撤至板闸、河下一线。接着板闸之敌又被六分区主力逐出。12月1日,驻守淮安城的国民党军队也弃城南逃,淮安城遂告解放。12月12日,盱眙县城收复。至此,淮属地区全部解放。
  注释:
  ① 《涟水保卫战》 第14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镇压反革命
  1948年底,淮阴全境解放,国民党遗留下一批残余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据统计,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的一年时间里,全区武装匪特和反动会道门组织武装暴动21起,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并杀害干部群众125人,制造诸如毛人水怪等各种谣言,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工农业生产。
  根据上级的部署,中共淮阴地委于1950年下半年在全区开展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发动群众、组织公安人员赴外地追捕,历时3年时间,取得重大胜利,共捕获反革命分子7774人。一些反革命组织被瓦解,其暴动复辟的阴谋被粉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保卫了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稳定了社会秩序。
  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淮境老解放区已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进行土地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公布后,根据中共苏北区党委的统一部署,1950年6月,中共淮阴地委组织土改工作队,进行土地改革的典型试验,随后,又陆续抽调区乡干部参加,组织1300余人的土改工作团,新恢复区每乡5人,老区每乡3人(发土地证)。地委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县委由县委书记或副书记负责。
  全区共分4期:第一期新安县8个区,第二期邳睢、睢宁2个县,第三期运河沿线的宿迁、泗阳、淮阴3个县,第四期运东各县。各县的运动由典型试验到逐步推开。至1951年底,全区老区393个乡、新恢复区864个乡、新区160个乡,共计1417个乡,全部结束土改。53.98万户贫雇农分得土地375万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其他民主改革
  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配合,还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
  首先是在工商交通企业实行民主改革。淮阴是苏北腹地的水陆交通枢纽,水上民船特别多,水上封建把头势力相当大,仅清江浦一地就有“黄牛”船行40家,他们垄断货源,进行中间剥削,剥削额高达运费的20~50%。在苏北航务局的具体领导下,广大船民纷纷参加木船协会,借以摆脱“黄牛”船行的控制,使“黄牛”船行逐步丧失剥削对象,无法生存。到1951年底,“黄牛”船行就全部绝迹。交通运输行业生产力的解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
  以后,淮阴专区掀起学习宜传的热潮。各县都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负责宜传贯彻婚姻法,并结合婚姻案件的处理,以推动运动的发展,有效地推进了全区妇女的解放。
  此间,还厉行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漂娟、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五恶现象。
  1949年,淮阴解放不久,人民政权就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查禁妓院和蓄娟的措施,使妓院老板主动关门或转业,同时,对妓女进行教育,促其改恶从良。至1950年7月,全区妓院已全部停止营业。此后,重点查禁暗娟卖淫事件,至1951年上半年取缔妓院工作基本结束。
  1948年12月,1949年2月、3月,1950年9月,六地委(淮阴地委)、专署和公安处,先后4次颁布禁令、通令,禁止贩毒、吸毒、种毒、制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1年7月,中共淮阴地委、淮阴专署再次发布通告,在全区开展“禁毒肃毒”运动,至1952年10月结束。共查获贩毒、制毒、运毒、吸毒,烟毒馆主等烟毒犯1570名(其中清江市184名),收缴鸦片1600两,烟土料10033两,毒具638件,处死烟毒首犯6名,判处无期徒刑186名,监管26名,自首登记者689名。
  在旧中国和西方社会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居然都被基本禁绝。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0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共淮阴地委作出部署,要求各级党委进行全面发动,动用各种宣传工具,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各县(市)都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推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地委宣传部印发宣传材料4万余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来淮阴作11场报告,直接受教育者2万多人。赴朝慰问团归国后来淮传达29场,直接受教育者3万余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家喻户晓。全区70%以上的人参加反美和平签名运动。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先后两批、批准16863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1951年8月,全区人民共捐款72亿元(旧人民币)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朝鲜战争,其中清江市捐献26亿元认购了“清江”号战斗机1架、大炮1门。全区各条战线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战争,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各项社会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战胜严重灾荒而斗争
  淮阴专区是著名的“洪水走廊”,又是全国重点蝗区之一,水旱蝗灾害尤为严重。解放初期,几乎年年灾荒。抗灾救荒一度是淮阴专区各级领导倾注精力最多的重要工作。1950年,全区连续救灾12个月,共发放救济粮2225万公斤,发放救济衣物50余万件,共组织57.7万人以工代赈,搞水利。此外,地委、专署每年都要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如大种瓜菜、纺纱织布、榨油、搞粉丝、磨豆腐、捞鱼摸虾、编织芦席蒲包折子等,还开展劝募等社会互济活动。1950年,清江搬运工会仅4个月就献粮2万斤。灾情较重的淮阴县县委县政府要求各区乡,不但要坚决保证不饿死和不冻死一个人,还要不荒掉一亩田。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紧缩行政经费,搞好救灾工作,还对机关进行精简整编,全区共精减2828人。还结合土地改革,联系反拔田倒租,倒回粮食用来救灾。据淮阴县6个区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共倒回粮食12.8万
  余公斤。
  交通、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淮阴的水陆交通受到很大破坏。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境内的解放和支援淮海战役、度江战役需要,境内水陆交通干线得以粗略修复。然而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从1950年开始,在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同时,对境内的加205国道、204国道,徐淮、淮扬、淮高灌等省道,以及区际、县际交通干线,陆续进行了扩宽、垫高,并先后在淮扬公路上加铺碎传路面。至1952年底,全区修复公路650公里,其中能通汽车的有526公里。到1955年,晴雨通车公路超过100公里。此间,成立苏北汽车运输公司淮阴分公司、新华运输公司、淮阴商车联营处等陆运组织,形成集团运输能力。
  在水路治理方面,1952年、1955年,苏北航务局在京杭运河淮阴、淮安等地段和盐河王营等地段进行大规模的清障工作,战争年代遗留的水下暗桩、土坝、沙滩、沉石等障碍物得以清除,保证正常通航。此间,还开辟了苏北灌溉总渠、怀洪新河等新的航道,增强了通航能力,保证了大量生产生活救灾物资的运输。
  抗日战争前夕,淮阴城里只有外地商人创办的大丰面粉厂、增新祥蛋厂和省办的第四工场,其规模都很小。且均在沦陷期间遭日伪破坏。1948年底淮阴城解放时,只剩下几家手工作坊。1949年,将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创办的随军工厂迁到城里,建起淮阴城最早的3家工厂——
  光华化学厂、华新烟厂、大众牙刷厂,合计不足500名工人。时全区只有75个全民和集体企业、19个私营企业。淮境工业就是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发展的。
  1957年以前,主要是扩大已有的国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努力创办新厂。如,1950年5月,光华化学厂动力车间建成发电,装机容量100千瓦。到1956年7月份,又将光华化学厂动力车间扩建为地方国营清江电厂,扩容至750千瓦,以满足工业和城市照明用电。
  在商业流通方面,努力发展壮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使之成为流通的主渠道。

  “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地专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并作开展“三反”的动员,宣布成立地专机关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1952年1月,地、县机关“三反”运动全面展开。采取发动群众,坦白交待,重点检查三者结合的方法进行。当时贪污1000万至1亿元(旧币)的为“小老虎”,贪污l 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在重点部门提出打“老虎”。运动至1952年6月结束,定案处理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114名贪污犯,教育挽救了一批失足者。对铺张浪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和一部分干部的骄气开展批评帮助,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1952年2月,中共淮阴地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在各县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运动中揭露出那些有“五毒”行为的资本家,打击了投机商。清江市私营工商业户中,守法户1217户,占参加运动总户数的62.3% ;基本守法户为523户,占26.7% ;半守法户为194户,占10% ;严重违法户19户,不到总数的1%。核定全市工商业者在3年中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114万余元。1952年6月底运动结束。
  波澜壮阔的治水斗争
  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洪水走廊”的地位,使淮阴专区农业严重萧条。即以降水不算最丰最集中的1949年夏为例,沂、沭、泗水又泛滥成灾,淮阴被淹农田达927万亩,减收夏粮3.1忆公斤,淹倒房屋25万多间,淹死大牲畜2000多头,250万灾民靠人民政府救济为生,240万灾民断炊逃荒。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政权,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未停息,党中央即指示苏北区党委搞好徐淮地区的救灾治水。在苏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1949年秋,中共淮阴地委和淮阴专署全面部署动员“导沂整沭”工作。为解决沂、沭、泗洪水的出路,采取束堤漫滩的行洪方法,经过4个冬春的连续奋战,相继完成了144公里长的新沂河两岸大堤、新沂河头的嶂山切岭、骆马湖拦蓄控制等工程,使历史上随地漫流的沂、沭、泗洪水归槽,不再肆虐,沂沭河流域500万人民、1000多万亩农田摆脱了洪水灾害。
  稍晚于导沂整沭工程的是苏北灌溉总渠工程,从1951年冬开始,奋战85天,一条泄洪800立方米/秒的大型排灌渠道胜利竣工,为淮河洪水增辟了一条入海出路。从1952年10月起,用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淮河、洪泽湖的大规模蓄控工程三河闸。此间和稍后,还改建和加固了洪泽湖大堤,新建了部分沿海挡潮闸,疏浚了一批骨干排涝河道。这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发展经济建设构筑了基本的外围屏障。
  在解放初期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淮阴专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仍憋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以建设新生活的高度热情,奋力拼搏。为了抓好导沂整沐工作,中共淮阴地委、淮阴专署和淮阴军分区均由淮阴城搬迁到贴近工地闭沐阳县城,以便于就近指挥。为了完成土方任务,先后动员10多个县55万民工战雨雪严寒,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险工难工,涌现出王大锹等一大批治水英雄。在三河闸施工中,上万民工冒着10级大风,在水中组成三道人墙挡浪,保证大坝合龙。
  淮阴专区的治水斗争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各地的有力支援。仅第一批导沂整沐工程,国家就调拨以工代娠的大米3000万斤,并将渡江战役中剩余的军粮也全部调给苏北区党委作救灾治水之用。新沂河、三河闸、苏北灌溉总渠等工地上,不仅集中了沪宁等地土木工程专业的众多技术人员,治理黄河的一大批老水工,而且得到了苏联专家布可夫等一批国际友人的支持。上海有关工厂为了保证建闸闸门的如期制成,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林场为了保证施工木料的如期采伐,都加班加点,忘我工作。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发挥了显著的工程效益,在1954年、1957年两次特大洪水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三河闸在1954年超设计排洪10700立方米/秒的情况下,巍然不动,为保卫里下河地区上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1957年,新沂河超设计行洪7000立方米/秒,安然无恙,使淮北人民百年来驯服沂、沐、泗洪水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治蝗等恢复发展农业措施的落实
  淮阴专区荒田、荒滩多,湖荡洼地多,为蝗虫提供大面积孽生地,是全国重点蝗区之一。蝗灾是仅次于水灾的重要自然灾害。解放初,中共淮阴地委、淮阴专署就成立灭蝗指挥部,并建立蝗虫防治站,在洪泽湖等地建立蝗情监测站,各县、区、乡层层建立治蝗指挥机构,专职领导广大群众灭蝗。1951-- 1952年,全区每年都要动员30多万人参加灭蝗。国家也非常重视淮阴的灭蝗工作,1950年夏秋之际,国家提供硫酸铜、亚砒酸苏,以及2.5吨六六六粉用于治蝗,这是江苏地区最早用于治蝗的化学农药。1951年6月,国家还派出2架飞机支援洪泽湖西岸地区灭蝗。这是我国首次使用飞机治虫。后又在泗洪、洪泽、泗阳、金湖等县修建了治蝗专用机场,以便于大面积的飞机治蝗。中国科学院马世骏教授等亲临淮阴进行治蝗技术的指导,帮助淮阴专区培训一批蝗情侦察员。此外,还对荒滩进行有计划开垦和蓄水垦殖,铲除蝗虫革生地。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蝗情。
  淮阴专署还不止一次地发布保护耕牛的训令,对耕牛的繁殖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10月,建立了苏北淮阴种猪场,作为繁育推广生猪良种的基地。同年,淮阴专署设立种子管理站,负责农作物良种的引进、推广和繁育。同时,淮阴杂谷试验场加强对农作物良种的培育和作物栽培技术的研究,1953年育成“淮杂一号”玉米良种,并在全区推广。还研究成功山芋温床育苗的技术。
  此间,还努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涌现了崔玉霞、杨庆贵等全国著名的先进互助组,以及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表彭的爱国丰产模范朱方仁等。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对农业生产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宜传
  1953年11月6日,淮阴地委会议上传达省委“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工作草案”,并作出贯彻的部署,要求通过支部会、人代会、青年团会、妇女会、互助合作积极分子会,宣传粮食计划收购、供应的意义、政策。11月下旬,各县委接到政务院的命令后,在省委、地委的统一部署下,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全面推开。在运动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打击奸商的屯积居奇、捣乱市场的不法行为。对有余粮户的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交售爱国粮。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一两年中,有余粮的农民惜售思想比较严重,少数地方曾发生过强迫命令的错误。经过连续几年的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各级组织不断总结经验,并普遍实行定购定销,工作逐步制度化。
  1953年11月中下旬,各县委根据中共淮阴地委的统一部署,分别召开千人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和道路。12月下旬,地委机关和各县区乡干部深人学习《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并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宜传教育。随后,在全区开展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下达后,淮阴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当时以办互助组为主,并在一些地方试办以土地人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2年底,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5%。1953年初,各地普遍试办初级社,至6月底,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6.4%。1954年初,淮阴地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提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技告中,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淮阴地委举办了800多人的干部训练班,各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全区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初,毛泽东对涟水县前进农业社的劳动管理经验作了批示,进一步推动了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至1956年底,全区人社农户已占总农户97.2% ,从而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1955年党中央确定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的初级形式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1956年1月3日,中共淮阴地委召开全区县、区、乡、镇党员千部扩大会议,通过《淮阴区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初步规划》
  ,要求各县在1956年内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改造的任务。在全国各大城市对资本主义改造的高潮的推动下,1月19-- 23日,清江市先后有50多个私营企业要求公私合营,中共清江市委、市政府当即予以批准。至此,清江市私营工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私营商业3277户中,有19个行业、403户实行公私合营,成立13个公私合营商店,有5户并人国营公司,有1232户组织起45个合作商店,1603户组织14个合作小组,还有43户成为经代销店。被改造的商店占总数的91.07%。私营运输业的18辆汽车全部并人国营运输公司。清江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各县也基本上完成了对资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县共有私营工业55户,除农村砖瓦窑28户外,其余27户495人均接受改造。私营商业38812户,已改造33214户,占总户数的85.5% ,其中公私合营2194户,合作商店9222户,经代销店8201户,转而从事农业的1861户。
  1956年1月8~ 9日,中共淮阴地委召开全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会议,布置了全区手工业改造的具体任务。到1956年春,全区90%以上的城镇手工业者加人了手工业合作社。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淮阴地区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努力,不仅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而且得到全面发展,超历史最高水平。淮阴地区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跨人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淮阴专区各级党政组织的重点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治水治蝗,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恢复生产,抗灾救灾,增加供给,平抑物价。至1952年,取得明显效果。工农业总产值72956.26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49年增长29.5%。其中农业总产值67900万元,比1949年增长14000万元。粮食总产量为10.85亿公斤,比1949年增加4.65亿公斤。工业总产值4900万元,比1949年增加270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439万元,比1949年增长64.4%。当年财政收人达2783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55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淮阴专区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农民加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商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或转为国营,个体手工业组织成各种合作社、组。至1957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97308.85万元,比1952年增长33.37% ,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2% ,农业总产值增长25.87%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626万元,比1952年增加118.52% ,财政收人增至4096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726万元。
  这时期,基本上建成了抗御洪水的外围屏障,结束了淮、沂、沭、泗洪水肆意蹂助的历史。工业上,通过建立公私合营企业和新办一批国营企业,初步形成了“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工业发展路子。
  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和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
  ,中共淮阴地委在地专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宜布了《地委机关整风运动计划》
  ,成立“中共淮阴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并向各县发出指示。地、县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等文件,县市委分别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党委工作的意见,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党委整风。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整风运动中断。随后,根据党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统一部署,淮阴专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反右派斗争,并运用了原来党不主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运动的主题亦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全区共有1000余人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损失和严重的不良影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1958年5月下旬,中共淮阴地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
  ,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掀起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大跃进的高潮。同年7月上旬,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提出“卫星田”亩产山芋2.5万公斤以上,玉米2500公斤以上,水稻2500公斤以上,棉花籽棉1500公斤以上,花生1000公斤以上,大豆500公斤以上的高指标。许多地方还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风愈演愈烈。与粮食生产相呼应,畜牧业、副业生产也相应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诸如社社办“万头猪场”,队队办“千头猪场”等等。
  7月27日,地委又召开各县(市)分管工业的书记与县(市)委经济工作部部长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加速钢铁工业生产的指示》
  ,布置全区“大炼钢铁”,要求突击建炉1850个。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又提出“全民办工业”、“全民办交通”等涉及各行各业的全民性的“大跃进”。8月中旬,全区各县市先后召开以改革工具为中心的大办工业誓师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社长和社队工匠代表,均在千人以上。大会号召全党全民总动员,掀起大搞工具改革,大办工业的新高潮。在层层党组织的号召和行政推动下,几乎社社都建起了炼钢炼铁的土高炉;城镇中原有的工厂进行大规模扩建、增容、升格。一大批合作社、合作小组或临时组织起来的“五匠”(铜、铁、木、石、瓦匠),一夕之间挂出牌子,变为轻工、化工、制药、纺织、机械等专业工厂。为了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大部分县还开始筹办电厂。
  与此同时,文教卫体等各项社会事业也不顾主客观条件,搞“大跃进”。以教育为例,不仅学前教育、初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猛然膨胀,而且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农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都大跳大跃。“大跃进”以前,全区只有幼儿园几十所,不足100个班级,“大跃进”开始后,猛增到3890所,4525个班。小学平均每县增加20%左右。中学也大发展,全区有中学210所892个班,实现社社有中学。为了解决小学和幼儿教育师资的严重缺口,全区在原来4所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又增办7所,扩展122个班。同时大办中等专业学校,先后办起21所,其中卫生学校10所。农职业中学也呈猛增之势,仅农业中学就办起了收423所。还办了高等院校9所,其中农业大学4所。由于学校的猛然膨胀,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师资严重不足,加之师生多投人全民炼钢运动和各种勤工俭学活动,教学工作基本停顿,教学质量下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淮阴专区迅速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仅半个月时间,就将全区261个乡改并为259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一大二公”造成“一平二调”, “共产”风随之大刮起来,不仅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管理,还提倡“生活集体化”,大办居民点,大办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鼓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经过几个月的折腾,经济上就遭受巨大损失,生产力受到摧残,农民生活陷人困境。1958年计划粮食总产42.5亿公斤,实际上只收了13.35亿公斤,比1957年还减少1.15亿公斤,省委不得不调给淮阴4500公斤粮食。

  “大跃进”中的河网化、早改水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

  淮阴专区的平原坡地占总面积的71.6% ,在平原坡地区搞梯级河网建设,是实现耕作制度改革的关键。梯级河网建设的最初试点是在1957年冬天。1958年7月起又在涟水县王集搞“高标准河网化”。1958年冬天,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梯级河网一下子全面推开,当时提出“大干一冬春,实现河网化”的口号,全区大地, 上,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的壮观场面到处举头可见。全区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时达10万人。至1959年,建成30万亩以上大型灌区6个,1万亩以上灌区16个。但由于设计标准过高,实施无方,出现很多“半拉子”工程、不配套工程,不少工程有渠无闸,有大中沟无小沟,或灌得上排不出。
  1962年以后,地区水利部门认真总结了梯级河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高标准布局,低标准分期实施,当年工程当年收益”的实施原则,并及时地总结推广各地的新经验,使河网化建设得以顺利发展。河网化建设还有力地推动了交通和绿化工作。
  在绿化方面,通过连续三年的努力,洪泽湖滩地营造矿柱林数万亩,并建成黄河故道果林带。全区“三荒”造林94.27万亩,种植果树面积19.02万亩,比1957年增加近10倍。农田林网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在林木保护方面措施不配套,加之连年春荒缺火草,树苗被偷伐严重,形成那今年栽,明年长,后年进锅膛”的状况。
  淮北地区的大规模早改水,始于1957年。早改水使全区70万亩原先秋不保收的湖荡洼地不仅有了收成,而且成为当年的高产田块,所以增产效果显著。但由于对种植水稻所要求的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认识不足,加之领导上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领向,以至改制的步子过大、过快、过高、过急。有些地方迫于压力,盲目扩种水稻。至1960年全区种植水稻达274.5万亩。但是,栽插面积大,实收面积小,如1959年泗洪县实栽24万亩,实收只有17万亩,部分春田水稻没栽成,也取误了早谷的种植。还有些地方旱谷和水稻插花种植,形成水包旱或旱包水,或因茬口、品种不适应,产量较低,有的则因土壤肥力严重不足,收成很少,挫伤了农民旱改水的积极性,因而不少地方大面积回旱,甚至毁渠还田,但是,水稻高产稳产却在淮北大部分农村的干群中获得程度不同的认同。
  “大跃进”中,还掀起了“全民办交通”的热潮,为了筹集铺筑路面的石子,各级党政组织发动男女老少刨砂礓、拾碎砖、砸石子,“大打筑路的人民战争”,全区共新筑有路面的可以晴雨通车的公路1400多公里,同时还与水利建设同步,修筑简易公路890余公里。然而这时期所筑的路面由于片面地追求进度,加之筑路材料不足,质量普遍较低。此间,还对大运河进行了局部改线,切滩挖浅,使通航能力大大提高。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1958年,清江市区按50万人口的规模进行了规划,将王营镇、小营、棉花庄、丁集、板闸、杨庄、武墩均作为卫星城市考虑。功能分区:小引河以西为冶金工业区,小引河以东为机械工业区;里运河南岸光华化学厂以西为纺织工业区、化学工业区;城区东南,沿里运河南岸辟食品工业区和造纸工业区;其北岸作仓库用地及轻工业区,以方便公路、水路、铁路联运。淮海路、清扬路、宝塔路、河北路、韩城路等为主干道,宽度规划为50~70米;石码头路、南北门路、东西大街等规划宽度30~50米。市中心北移至水门桥北堍。
  1958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后来数十年的实践中证明是基本合理的。同时,在“大跃进”的年代,还进行了部分实施,如开辟了淮海南北路的一些主要路段,铺筑了淮海东西路的泥结石子路面,将人民路拓宽到7-2O 米。还兴建了大运河桥、水门桥、王营废黄河大桥等等。
  总之,这时期,在河网化建设、旱改水、办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虽然打上“大跃进”时代的印记,在具体实施中,同样有不顾主客观条件,急躁冒进的问题存在,但是,在这几个方面,确有荜路蓝缕、肇始奠基之功。

  困难时期的到来和探索中的调整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业上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淮阴专区和全国一样,转入困难时期。1959年春,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淮阴专区及时贯彻落实,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三级管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分配上承认差别,使生产队小分配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外的补充部分,并扩大社员自留田面积,实行清账退赔及民主选举干部等。这些政策都深人人心。但是1959年夏,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党内反而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以致“左”倾错误又有抬头。1960年上半年,淮阴专区农民生活极端困难,不少人生浮肿病,少数地方还饿死人。当时地县下派大批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带领群众生产救灾。同年11月,党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地委立即贯彻,纠正“一平二调”, 实行算账退赔。1961年,又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划小公社规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本、超产奖励,实行按劳分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农村生产力破坏严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淮阴专区农业连年减产,1963年的大面积水灾,使全区粮食总产量只有8.3亿公斤,降到1949年的水平。淮阴专区困难时期实际上长达5年之久。1964年以后,农业生产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工业的初步调整始于1961年9月份以后,首先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了下来。工业调整的另一方面是按照《工业七十条》
  的精神,整顿企业秩序。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科技、教育、文化部门中出现的生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大有好转;业务工作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明显收敛。
  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后,调整的力度加大。调整的内容包括: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等等。当时淮阴专区共有工业企业159个,此次通过关、停、并、转,压缩到124个。企业职工亦22490人精简到l 4432人。全区非农业人口,则由1960年的473292人压缩到1962年的391501人,1963年又压缩到376223人。为了精兵简政,充实基层,地区党政群机关48个部门合并为25个,人员由原来的611人减少到211人。地直企事业单位原有干部3434人,减少913人。同年7月,“大跃进”中开办的淮阴工专、医专、师专,几所农业大学及大部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停办,普通中学也作了适当压缩。在农村,1961年10月,进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到1962年3月,基本核算单位调整结束,全区3791个生产大队实行生产队核算的3735个,占98.5%。核算单位改变后,生产队建立多种形式的劳动组,并推行小段包工,包工到组到户到人,实行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同时建立“三基本”制度,即社员基本投工投肥制度和基本口粮挂钩的管理制度。划给社员每人1-2分自留地和每户2分饲料地,扶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这些方法和制度的推行,使社员关心集体,积极添置农具和饲养牲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清”、“五反”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8月、11月,地委组织社教工作队在淮安县十里大队、涟水县同兴公社、高沟公社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964年11月淮阴专区已开始分批分期在涟水、灌南、灌云、淮阴、淮安5个县展开。由省、地、县三级抽调干部,并吸收一部分社会知识青年共1万多人组成社教工作团。省、地、县委领导人亲自蹲点,以点带面地进行,直到“文化大革命”进人夺权斗争时才中止。在运动中把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把基层干部看成“一团漆黑”,把干部作风问题提高到“和平演变”、“两面政权”上来进行批判斗争。虽然也纠正了部分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等作风间题租经济管理方面的缺点,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起到一定作用,但人为地任意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混淆两类矛盾,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农村家庭副业生产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也伤害了一大批群众。更为严重的是,在涟水高沟公社社教试点工作中,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比较严重,基层干部对运动中”左”的做法十分反感,公社党委对社教运动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与社教队领导存在分歧。试点工作结束后,发生少数干部对贫下中农打击报复的行为,被错误地认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复辟,被称为“高沟事件”, 并对链水县委个别领导、高沟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党员干部作了组织处理,使之蒙受不白之冤。
  在进行系统社教的县机关和城镇、清江市的全民所有制工业、财贸系统,同时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此时,地委就领导作风问题向省委作出《关于淮阴地区近两年工作的检查报告》
  ,检查地委领导上在困难面前松劲泄气,没有认真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没有很好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工作上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等问题。省委、华东局批转了“检查报告”。华东局批示:要求各省(市)委、地委、县委在“五反”运动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整改的阶段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本地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使“五反”运动更深人一步,把工作做得更好。各县委也相继作了检查。没有开展系统社教的县,在县委、公社党委领导下,开展“面上社教”,以正面教育为主,基本解决干部“四不清”的问题。

  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和十年趁设的成就

  1963-1965年,根据中央要求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作了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如在工业、交通、商业部门试办托拉斯,主要按经济规律,而不是靠行政管理,先后办起中国烟草公司淮阴分公司、江苏省汽车运输公司淮阴分公司等。其次是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试验,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于1964年推广固定工和临时工并行的劳动制度,在一些单位试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制度。各县纷纷办起耕读小学,据涟水、泗洪、金湖3个县统计,共办耕读小学2120所,有在校生50531名。
  1964年下半年,又根据毛泽末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适当增加粮棉油的储备。并降低了国家积累比例,特别是减少了农村粮油征购数额,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3.01亿公斤,工业总产值2.57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下同)。其中粮食总产量超过195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65年5月,地委、专署制订了《淮阴区“三五”期间农业发展规划设想》
  ,总的口号是:以水、肥、林为核心,种、管等各项措施跟上,全面发展,综合治理,并突出绿肥,培养地力和突击治山治水,继续贯彻“五改”的精神(即改靠天为靠人;改用地为养用结合;改杂种劣种为良种纯种;改稀植为合理密植;改耕作粗放为精耕细作)。5月13~24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打基础,‘三五’达纲要”的奋斗目标,讨论落实各自的规划。然而,这一规划旋即被“文化大革命”的浊流冲毁了。
  1957-1966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因“左”倾错误的累积和发展,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和曲折,仍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以1957年和1966年相比,10年中,淮阴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14901万元增加到1966年的45450万元,增长了205% ,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的1453979吨,增加到1966年1643127吨,是丰收的1957年的1.13倍。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1958年的1.67倍,其中对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958年的1.3倍。文化、教育、卫生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动乱局面的形成

  在淮阴专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于1966年4月的批判“三家村”运动。“三家村”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及其《三家村札记》等著作。紧接着开始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5月底,中共淮阴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碰头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同时在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6 月2
  日,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中共淮阴地委向各县(市)委、公社党委发出《关于动员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要求各县、公社召开声讨所谓“黑帮分子”大会。至6 月中旬,全区403 个公社,有382 个公社召开了声讨“黑帮分子”大会,参加人数有30 万之多,张贴大字报4 万多张。地、县直属机关也召开了声讨大会。
  此间,根据全国各地大城市的作法,中共淮阴地委及所辖各县(市)委分别向各县(市)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派出工作组,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各学校学生则纷纷起来“造反”,广大教师普遍遭到大字报攻击,大多数学校停课。6 月19 日,中共淮阴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同时,地委向所辖各县(市)委发出《
  关于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通知》
  ,至7月上旬,淮阴专区各县(市)委均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于各级党委的发动,加之北京、南京等地学生来淮串联,全区的青年学生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由学校冲向社会。8月8日,淮阴中学学生造反组织一大批学生到中共清江市委、市人委大门口静坐,抗议市委阻碍革命运动。8月16日,中共淮阴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撤回进驻各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工作组。嗣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涛愈演愈烈,不仅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相继起来“造反”,开展破“四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大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大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所谓“叛徒”、“特务”。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不仅口诛笔伐,还批斗、游街,甚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侮辱和殴打。许多领导干部、学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打击迫害,教育秩序和党政机关的工作秩序都被搞乱了。
  为了学习外地特别是北京的“革命经验”,从8月中旬开始,本区陆续有学生代表到北京去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9月,各学校的“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停课闹革命”。淮阴专区相继成立“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赴京参观领导小组”, 负责办理各县(市)师生赴京事宜;成立淮阴专区文化革命接待站,接待群众来访和各地申联的“红卫兵”。同时,“红卫兵”开始对派驻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进行清算。10月16日,中共淮用地委召开各县文革小组组长会议,要求各地对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普遍进行检查,尤其是对被工作组打成“小黑帮”、“反革命”、“右派”的老师、学生等,都应上门赔礼道歉,给予平反;各县的档案要彻底清理,属于黑材料的要统统烧掉。嗣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席卷全区,“踢开党委闹革命冲成了广泛流行的口号,各级党政机关动辄受到围攻,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全区掀起。
  1966年12月,在林彪、江青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许多工厂和农村的各级领导纷纷受到冲击,大批工人和少数农民离开生产岗位,生产秩序陷于棍乱。

  “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上海“一月风暴”后,淮阴专区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受到了更猛烈的批斗。1 月22 日,清江市81个造反派团体计3万多人,在城南体育场联合举行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批判了清江市委的主要领导人。2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408 部队和淮阴军分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派出8560人,进驻已经陷人一片混乱的淮阴地区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实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即“三支两军”)。2 月初,全面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区,各县(市)造反派先后夺取本县(市)党政财文大权。全区各地陷人全面的无政府状态。
  造反派夺取各地各部门的权力后,全区各地的造反派围绕夺权、掌权的问题,形成互相对立的两派或几个大的造反组织。根据“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统一要求,一些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实行“大联合”,来夺权、掌权。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特别是1967年6月以后,这种武斗日趋严重,大大小小的武斗各县都有,,7月6日、17日、21日,盱眙县两大造反组织先后发生3 次武斗,‘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死伤若干。这时期,频繁的武斗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如1967年8月15日晚,淮阴县及清江市造反派以砸淮阴县机关“老保组织”为由,冲进淮阴县委大院,抢砸县级机关18 个单位。几乎每个中等学校的教材、教具、图书、门窗等都受到较严重的损失;一些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也因武斗而损失惨重,停产、停工、停航。清江市和淮阴、金湖、淮安、洪泽等县均发生抢劫人民武装部或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事件。还有一些造反派在一些人的煽动下,冲击档案馆室。淮阴地委机要档案室就被一些造反派,以检查“黑材料”为借口,先后两次砸开,抢走各级各类文件2000余份。1967年8月,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以后,全区许多公检法干部受到迫害。公检法机关瘫痪并被造反派帮派势力所接管。
  1967年2月各地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淮阴专区成立由造反派占多数的“淮阴专区临时生产委员会”、“淮阴专区临时生产监督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旋即被做销,成立“淮阴军分区生产办公室”,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也先后成立生产办公室,负责全区及各县(市)工农业生产方面的领导工作。为了制止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淮阴专区又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择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恢复学校教学秩序,“复课闹革命”。
  1968年3月以后,各县(市)和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才陆续成立。至此,局势趋于稳定。清江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8月22日成立。淮阴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 年5月22
  日,共有委员75 人,其中军人和群众造反组织的代表占大多数。专区和各县(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都是军代表。革命委员会对党政财文实行一元化领导。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在工作中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加之革委会内几乎都参加进一些好兴风作浪的或观点相互对立的造反派头头,使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难以正常行使办事议事职能。

  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淮阴地区的“斗、批、改”工作就已开展。1970年3月淮阴专区及各县(
  市)革命委员会又遵照上级部署,严密部署“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致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组织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进行“吐故纳新”。其结果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这次整党建党虽然存在许多问题,后遗症很严重、久远,但是,毕竟重新建立了各级地方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1969 年5 月7-17 日,淮阴专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长达4 年之久。1970年开始部分高校的招生试点,进行所谓“教育改革”, “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小学教育压缩为5 年,初高中压缩为4 年,各地农村还纷纷办起完全小学、“带帽子”初中班。工、农、兵走上讲台,学工、学农、学军、大批判、政洽课和各种政治活动占去相当一部分学习时间;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学成风。这种“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1968年12月,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据同年底统计,淮阴地区共动员本地和接收南京及外省、市初高中、大中专毕业生102723人插队落户。同时,根据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压缩城镇人口的精神,注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和城镇居民下放。1968年10月,淮阴专区地、县(市)开始把党校改成“五七干校”,作为地、县(市)干部的劳动场所。11 月,淮阴专区首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地专机关三分之一的干部下放至灌南县新集公社劳动。地区商业局全体干部去五七干校劳动,只留一人在革委会帮助工作。部分县级机关首批下放劳动的人数为:淮阴县520 名,涟水县500名,沭阳县500名,淮阴县520名,宿迁县147名,泗阳县100名。至同年底,还动员城镇居民3186 户计12046人到农村安家落户。1969 年,淮阴专区安置南京下放干部7000人,家属1.4万人。又安置专区机关下放干部1250 名,清江市下放干部1250 名,上山下乡的初高中毕业生8000名。1970-1972年,全区又安置插队知识青年10191人,其中本地区2919人。
  知识青年到农村的第一年由国家供应粮、油、煤,每人每月发给8 元生活补贴,第二年参加生产队分配。1968 -1972年,国家共拨给淮阴专区知识青年安置经费1.244亿元,建房39673 间,不仅国家支付经费很惊人,而且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

  国民经济在动乱中的起伏及随后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性的动乱开始,不过1966 年下半年,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但是当1966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就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去控制。企业内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遭到践踏。结果是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故增多。加上许多工人离开岗位,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使厂矿企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以1968 年与1966 年相比,全区12个县(布)中有5个县(市)为负增长,其中盱眙县1968年全民工业总产值仅为1966 年的55 % ,洪泽县为1966 年的72.8 %。就全区而论,1968年全民工业总产值仅比1966年增长4 % ,年度增长率仅为2 % ,远远低于正常年份的平均增长率,特别是对于工业基础原很薄弱的地区来说,这个低增长率几乎无异于负增长。农业上,因动乱的影响不太直接,仍属比较正常,1967 年粮食总产量16 .59亿公斤,略低于1966年,而1968年达16.59亿公斤,又略高于1966年。
  1969年以后,随着形势的稳定和宏观调控的恢复和加强,以及1958 年建立的一批工厂经过整顿后,陆续正式投产,纺织、化工等行业也新建一批工厂,使国民经济明显回升、发展。农业总产量,196 9 年达17.44亿公斤,1970年为19 . 9亿公斤,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工业总产值,1969 年达56245 万元,1970 年达73233万元,分别比1966 年增长23.75 %和61.6 %。1970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但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基建规模偏大,项目过多,积累率过高等一系列矛盾已暴露出来。1966年,全区总人口646.3万,1970年达742.7万,粮食总产量虽增长20 %以上,但由于人口失控,增长过快,人均产粮仅增加13 公斤多。全区工业企业,19 66年为570 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87 家,集体所有制企业383家,至1970 年,总数达729 家,其中全民和集体企业分别为220 家和夕为家。财政收入,1970 年比19 66年翻了一番多,然而,1 971 年的经济建设仍然盲目地继续追求“四五”计坦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基建规模进一步扩大。至l 971 年底,全区工业企业猛增到1167 个,其中全民企业32 6家,比上年净增332家,集体企业841 家,比上年净增332 家。
  1972~1973 年,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如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劳动工资管理,进一步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等等,经过近两年的调整,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发展速度加快。1 973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1 25437 万元,农业总产值298910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7.7 %和8% ,实现收支基本平衡。

  1975年的全面整顿及其挫折

  1972-1973年的经济调整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而被打断。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江青集团借“批林批孔”又大作文章,制造新的动乱,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一度出现滑坡,各方面工作重新陷入混乱状态。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后,实行全面整顿。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1975 年1-6月,清江市完成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2.3 %。1 97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盯476869.5 万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比上年增长13.2 % ,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9%。商业、财贸、文教、科技等方面的整顿,也都有明显的成效。
  1975年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这场违背事理、违背人心的运动一开始便受到广泛的抵制。然而,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仍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12 个县(市)则层层成立民兵指挥部和民兵执勤小分队,假“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之名,滥抓乱关无辜群众,使全区再度陷于混乱。
  1976年1月中下旬,全区各地干部群众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以各种形式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3 月份,《
  文汇报》
  发表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文章后,淮安师范、淮安县中等学校的学生怒不可遏,于27日在城中镇淮楼上刷出“砸烂《文汇报》
  ,揪出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的巨幅标语,充分反映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无比愤怒。1976年清明节前后,淮安、清江、淮阴、涟水、宝应、洪泽等地数十万青少年和干部群众,纷纷来到淮安周恩来总理故居,举行悼念周总理和抗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同一时间,清江市淮海广场也先后聚集了数万名悼念的人群。淮阴县中学高二(2 )班的4 名学生、县治淮团部的2 名职工和王营镇南桥居委会的一名青年,为保卫周总理,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还编印《
  烽火》
  战报,寄往全国各地,并张贴于中共淮阴地委大院、清江市和王营镇大街小巷。不久,即遭到逮捕和残酷迫害,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得到平反。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淮阴专区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始于1965 年底。1965年12月22日,淮阴地委向各县委、公社党委发出关于《
  学大寨精神,走大寨之路,尽快改变淮阴地区低而不稳的生产面貌》
  的指示。指出:“越是低产不稳,越要进行生产革命;要进行生产革命,首先要思想革命,并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实现三破三立,即破无所作为,立雄心壮志;破依赖思想,立自力更生;破怕苦畏难,立艰苦创业,以争取明年取得更大丰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淮阴军分区生产办公室主持生产工作,于1967 年11 月召开的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曾作出(关于在全区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议)。淮阴专区革委会成立之后,召开过全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本地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涟水县大飞大队、宿迁县纲要大队、淮安县建淮大队分别在会上作了典型介绍。大会号召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征服虎头山的艰苦奋斗精神,努力把淮阴地区的农业生产搞上去。1971 年,中共淮阴地委恢复工作后,为纠正学大寨运动中一些极左的做法,发出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明确提出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许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地委还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指导学大寨运动。1 975 年9 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淮阴地区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学大寨运动中强调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精神,这对鼓舞干群斗志,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困难,夺取农业好收成是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度时期学习大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遏制了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区工交战线也持续了十几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开展学大庆运动,来提倡奉献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创建更多的大庆式企业,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淮阴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中,淮阴专区在经济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仍是水利建设成就。这时期,动员了淮阴、六合、扬州三地区的20 余万民工,完成了淮河入江水道开拓和一系列附属建筑物的配套;建成了江淮水北调系统工程中的7 个抽水站;兴建了部分引水上岗工程,灌区建设也得到扩展和完善。还进行了六塘河等骨干排涝河道的浚治、调尾,洪泽湖大堤、新沂河大堤的加固等,为农业的稳步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为了防止连续旱涝的袭击,1970年开始转到以改土治水为中心、防涝防渍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上来,实行山、水、田综合治理,大、中、小结合,沟、渠、路、林、桥、涵、闸统一规划,全面配套。全区修筑好堤7754 公里,开挖大、中、小沟6 万余条,兴建中小型建筑物巧万座,平整土地650 万亩,改良盐碱地350 多万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850万亩,建成高产稳产农田493 万亩,有效灌概面积达109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6%。其中,涟水县黄营公社大飞大队,从1968 年开始,坚持“小突击,大会战,专业队,常年干”, 4年挖土99万立方米,把“锅底洼,死碱窝”变成了高标准的高产稳产良田,成为全省基层农田水利建设的一面红旗。
  由于水利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大发展,促进了早改水面积的扩大和整个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1965年,全区水稻播种面积211.34万亩,1976年达590.45万亩,翻了一番多。从1972年起,终于摘掉了吃国家返销供应粮的帽子,由差进变为向国家作贡献。到1 973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林牧副渔产值、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粮食均陆续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确是令人振奋的历史性变化。但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发展受到阻碍。1976年,粮食与经济作物产值之比还不足3 : 1,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之比仅1 9:1 。这10年中,全区平均每年增产粮1.5亿公斤,而农村人收人平均每年仅增1.32 元。
  “文化大革命”中,在工业生产方面,由于“文革“前上马的一批工厂投产,
  “文革”中又新建了一批,全省又组织苏南部分城市城市援建一批,故淮阴专区的工业生产所展示的有关数据,的确发展速度不慢。10年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14.15%。
  电力工业,1967 年全区发电装机容量为35263千瓦,年发电量11305万千瓦时。70年代初,陆续兴建一批小水电站,淮阴电厂扩建两台2 . 5 万千瓦机组。至1977年,全区发电装机容量为11.5 万千瓦,年发电量57471 万千瓦时。
  因为淮阴是“围绕农业办工业”,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大办“小化肥厂”,陆续兴建12个小氮肥生产厂点,实现每县(市)都有一个化肥厂。1977年,全行业共有化学、医药工业企业印多个,完成工业总产值1.5 亿元,实现利税1500万元。
  以农机为特色的机械工业发展较快。1969年后,市区和各县相继复建、新建、改建、分建和扩建了一批企业,特别是农机行业,建成了清江拖拉机厂,生产出我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的中型拖拉机-东风一50型拖拉机。1973年4月起,江苏省又组织全省性的拖拉机生产大会战,使清江拖拉机厂的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为淮阴培植了一批机械工业企业,使机械工业成为淮阴的支柱产业之一。
  轻纺工业,陆续新建了清江印染厂和清江合成纤维厂等,纺织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4 %。此间市区和各县还相继建成一批塑料厂、食品厂、工艺美术厂等。有一批轻工企业则转产电子产品。电子工业行业为淮阴专区“文革”中的新兴工业。1966年始有电子工业企业,在全国大办电子工业的推动和南京等城市的支援下,到1970年全区电子工业企业增至10个。1974年,又有一些部属企业对口支援,至1976年,全区已有近20个电子工业企业,产品销路也很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淮阴财税支柱产业的烟酒工业也产生了变化。供销社办的卷烟企业和个体卷烟户相继停业,淮阴卷烟厂独家经营,分片销售,生产持续增长。酿酒行业也新办了几家企业,生产规模扩大,1976年,共产饮料酒18502吨,卷烟120304箱,均比1976年有显著增长。但是,生产的发展基本上取决于计划,并未发掘自身发展的潜能与活力。
  揭批“四人帮”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淮阴地区广大民众欢欣鼓舞。21-27日,淮阴各地600多万军民纷纷上街游行,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11月份以后,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淮阴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左”的错误,健全党规党纪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观念。1979年2月,各县(市)陆续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认识问题,研究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改革措施,调动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7月,地委通知各县委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要求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在此期间,还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和统战政策等,调整了各中长各种社会关系。1978年5—11月,全区有1226人(包括外地下放到淮阴的干部)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占总数的100%,至1981年,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工作全部结束。1979—1981年,对全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脱产干部4522人,全部复查结案;被立案审查的基层不脱产干部、党员31508人,已复查31457人,占99.8%。对上述冤假错案者,均已平反昭雪。1982年6月,中共淮阴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此外,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于1979年2月,对全区32332名地、富、反、坏分子进行复核评议,其中31177人摘掉帽子,930名因错划而予以纠正。并对117850名地富子女重新又里新划了成份,为1635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改正成份,为“高沟事件”平反,落实洪泽湖地区1946年疏散隐蔽人员政策。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巨变

  1979年6月,中共淮阴地委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同年9月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并讨论提出贯彻《决定》
  的意见。安徽省农村较早实行包产到户,紧邻的泗洪县农民闻风而动,泗洪上塘公社党委在群众的要求下,从1978年在全省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计酬责任制,l979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油产量创历史最高记录,人均分配比1976年增加4倍半,甩掉20多年来靠救济过日子的穷帽子。1980年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
  发表《春到上塘》
  的通讯。上塘为淮阴专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1980年l月,中共淮阴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决定》,介绍上塘经验,布置县、公社进行联产责任制试点工作。同年10月,地委根据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全面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颁布《
  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
  。到1981年8月,已落实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9.4%。11月,新华社报道:淮阴地区推行联产责任制,农业获得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达4O 亿公斤。本区人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精神,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市286个人民公社分设286个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委员会和286个乡人民政府,完成了政社分设。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各地又相继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组织生产、服务的职能又回到各级政府机关。
  1984年,淮阴市委根据农民的普遍要求,对土地进行了调整,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农民开发荒山、荒滩、荒地,其承包期为30-50年,可请雇工,可跨地区承包,农业税改为货币计征等等。
  1987年以后,随着人口变化和经挤发展,土地承包方式存在的问题愈加突出,各地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识极探索“四标连环承包”、“两田制”、“三田制”等土地承包方式,促进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两田制”是淮阴市农村推广完善的主要形式。其后,市委、市政府又大力倡导农民发展家庭经济,为农民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快致富、快积累找到了一条适合市情的路子。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搞好社会化服务。1987年4月,市委、市政府在淮阴县袁集乡进行首批农村合作经济试点,到1989年,全市各乡镇普遍建立农经、农技、水利、农电、畜牧兽医、多种经营等服务站和农业技术学校,农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程度不断提高。市里还集中资金加强全市统一供种体系建设,绝大多数乡镇达到统一供种标准,逐步形成以乡站为依托,村服务队为主体,组、户自我服务的新格局,促进了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农村经济的振兴。“九五”末,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份额近50% ,比1978年增加20个百分点。
  1982年以后,市委、市政府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置于前所未有的位置。1984年恢复和发展一批户办、联户办企业,培养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双轨并进,工、商、运、建、服各业并举,乡、村、组、户一起上的典型,同时在乡镇企业中全面推行“一包三改”,即在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企业内部进行配套改革,改企业领导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改工人的固定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1987年,又全面推行承包、租赁经营的改革形式,使乡镇企业在政企分开,自主经营的环境中迅速发展。1988年底,全市乡镇集体工业完成总产值9.9亿元,比1983年增长3.3倍;乡村工业当年实现利润4017万元,实现税金又94万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148.3%和267.4%。1988年,淮阴市组织实施了由国家统一部署的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以增产粮棉油为主要目标,调整农村产品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后,分别于1991年下半年和1994年开始第二、三期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淮阴各地再次掀起农业综合开发的热潮。三期农业综合开发lo 年中,农业开发总投资3.27亿元,改造中低产田320. 31万亩,开垦荒地11.71万亩,改良土壤48.11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39. 1万吨,油料2.46万吨,棉花0.43万吨,共增加农业总产值12.78亿元,受益人口333.93万人,项目区人均收人比非项目区增加250元以上。
  1992年起,淮阴市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全市以实施多种经营骨干工程为突破口,在稳定粮油棉生产的前提下,重点组织实施了林桑果渔菜“五个百万亩工程”的全面开发,以发展多种经营为主体,为农业规模经营打下基础。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目标基本实现,林、桑、果、菜、渔面积分别达到41.2万亩、14.5万亩、25万亩、54万亩和65.3万亩。
  从1995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又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和区域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的要求,作出了大力发辰专业村、专业户和基地乡镇的“两专一基”战略决策,并把它置于事关农村济续发展、事关农村小康进程和事关全布国民经济大的高度,全市上下形成加快发展“两专一基”奔小康的浓烈氛围,确立了“两专一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大调整、大区域、大规模、大群体格局的形成。
  1997年,全市以加快
  发展为契机,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人起步实施阶段。市委、市政疥制定了淮阴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总体方案,确立稳定发展粮油这一基础产业,大力发展蔬菜、生猪、水产、家禽、林果五大主导产业。全市形成多个农业经济特色片,建设一批龙头加工企业和加工小区,兴办许多专业市场,并开拓外埠市场,在上海、深圳、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抢占阵地,建设市场,建立销售窗口。广大农村直销大户、运销实体也应运而生,初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新型运作机制。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人,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奔小康的步伐。
  到2000年,全市实现农业增加值88.9亿元,增长6.6% ,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有新的提高,五大主导产业和多种经营比重分别提高到55.5%和67.2% ;各类流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营销农产品印亿元,占农产品总商品值的47. 5% ,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活力增强。劳务输出收人占农民人均纯收入22.6% ,有50万在外地的打工者。200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302元,农村基本实现瓦房楼房化,并实现以乡为单位基本达小康。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1984年又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近20年间,淮阴工商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到200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 ,工业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2. 2% 提高到30.3%。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一产,三次产业结构实现由“一二三”型到“二一三”型的历史性转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l 03亿元,比1978年增长18倍。全年的财政收入达到25.76亿元,比1978年增长10.7倍。出口总额达到2.5亿美元,是1978年的11.7倍。累计实现技改投入200多亿元。一个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充满活力,第三产业兴旺发达,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现代化迈进。淮阴工业20年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978—1983年,这期间增长相对平稳,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为11.73%。主要是由于当时有利因素比较多,一是工业以为农服务为主,农村经济迅速好转,增加了对农机、化肥、农药等产品的需求;二是经过拨乱反正,企业的生产秩序、规章制度迅速恢复,职工情绪高涨。
  1984-1988年,“地改市”以后,全市工业进人第一次高速增长,年递增率达到19.41%。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
  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拉开了城市改革的序幕,市委、市政府作出“富民兴淮”的战略决策,为全市的工商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逐步形成的“双轨制”推出了卖方市场,对企业产生了很大刺激,企业中的生产潜力在此期间迅速地释放出来。
  1989-1991年,全市工业出现了大幅度滑坡。国家为尽快制业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行3年的“治理整顿”,市场出现疲软,能源、资金紧缺。全市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3年间,工业年均递增速度仅为0.88% ,效益急速下滑,部分企业陷人困境。但是,市委、市政府在加强企业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的同时,也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兼并了一批亏损企业,加大扶持力度,保护了一大批骨干企业。
  1992年以后,工业逐渐走上平稳、持续增长的轨道。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6.82% ,工业利税也大幅上升。1997年达到15.4亿元,实现了产销效同步增长。200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销售212.7亿元、利税21.8亿元,完成技改投人40.7亿元。建筑业发展较快,实现增加值23.4亿元。同以往各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是淮阴工业面临矛盾最多、困难和阻力最大的时期。一是我国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企业间竞争不断加剧,同发达地区相比,原有的优势逐步失去。二是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所产生的制约影响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三是国有银行加快向商业银行转轨,企业资金紧缺矛盾更加尖锐,依靠资金投人来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四是全国性的重复建设,带来了无序竞争和大量产品过剩,形成了买方市场,全市一部分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后,迎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共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对全市工业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并多方筹集资金,对交通、能源、通讯以及重点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投入和改造。因此,这个时期也是淮阴市企业改革力度最大,技改投入最多,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1992年市委、市政府颁布《
  关于大中型企业综合改革试点暂行方案》
  、《关于在流通企业进行“四放开”改革试点的意见》
  等文件,对12户大中型企业和5户流通企业进行以“从改革领导体制人手,抓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从完善承包制人手,抓企业内部配套改革,从完善承包制人手,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试点。在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79户大中型企业和骨干企业,继而又发展到358户企业。有339户流通企业实行“四放开”。从1993年开始,淮阴市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了以产权制度为突破口的改革。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
  、《关于试行“公有民营”的意见》、《关于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试点的工作意见》
  等20多个文件。1994年又颁布了《关于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试行)》等6个文件,在全省率先大范围推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1993年在市百货站基础上改制组建的中华一剪梅集团,成为全省首家公有民营企业。1995年按照“规范、完善、发展、深化”的原则,进行“抓住大型骨干企业,改制改组上规模,放开中小企业,促进企业产权流动与重组”的深化改革。共有632户小型国有(集团)企业完成先售后股改制,涉及职工3.5万人,资产近7亿元。组建企业集团31个,其中省级集团12个,有10户被列为省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1996年,全市围绕“抓大放小攻难配套”的总体思路,坚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实施组建集团、先售后股、破产、兼并、出售、租赁、托管、股份制等13种改革形式,实施改革的企业达2448户,占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的78%。
  中共十五大以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企业改革工作,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市委、市政府于1997年10月出台《
  关于企业改制方案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因企制宜,采取多种形斌,分类指导,使企业改制工作能够取得实效。乡镇企业主要以拍卖、转让为主,市县属企业突出经营层控股,加快资金流动与重组。至2000年,全市已有3685户企业完成改制,改制面达到98% ,县属目上企业改制面92. 2% ;大中型企业改制面80%。4户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在改制中,部分企业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现象。
  其间,还不断加大投入,推进技术进步,促进整个工业结构的迅速改善。“八五”、“九五”期间,完成了华能淮阴电厂一期工程;先后投资15.5亿元,用于现代化通讯事业建设;完成了新淮铁路;建成了宁连一级公路,沂淮、淮江高速公路,宁宿徐高速公路也开工建设。
  技改力度不断加大,到2000年,先后投资200多亿元投入技改,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如淮阴卷烟厂、淮阴钢铁厂、金凤集团、宏丽集团、清江石化厂、清江胶鞋厂、清江电机厂、洪泽县元明粉开发、清江电化厂等企业通过大规模投入,迅速成为现代化产业。新上的淮阴正大饲料公司、韩泰轮胎公司等,更成为著名的现代企业,成为淮阴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淮阴工业基本上保持了产销效的同步增长,1996年,全市工业实现利税13.4亿元,2000年达21.89亿元。财政状况根本好转,从80年代财政倒挂,到1996年消除当年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2000年财政收入实现5年翻一番。
  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高,骨干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使得整个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有了根本转变,运行质量也明显提高。工业已经由80年代的速度效益型转变为90年代中后期的管理效益型;经济增长由大起大落转变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企业运行由生产经营型逐步转变为资本经营型;产品结构调整由单纯地适应市场转变为积极地开发市场,并逐步引进现代营销机制,扩大市场份额。淮阴工业整体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两个根本转变”中得到了提高。其间,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淮安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出口方面:1978年全市出口产品收购值只有5292万元,拆合l900万美元,而到了1997年全市出口总值达到1. 7亿美元,增长7.7倍,2000年又增加到2.3亿美元。
  利用外资方面:从1987年出现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算起,10年间淮阴利用外资工作呈现了大跨度的飞跃,到1997年,有三资企业272家,实际利用外资0. 81亿美元。2000年一年,即新批外资企业25家,实际利用外资9000万美元。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从“八五”开始淮阴对外经济合作有了很大突破。1993年市水利局通过多种渠道,在贝宁和毛里塔尼亚承包了两项农田水利工程,合同金额达3493万美元。此后,又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包工程,并在美国、南非、埃及等国家兴办海外企业。2000年,完成外经营业额7376万美元;对内招商引进项目734个,到位资金20亿元。
  开发区建设方面:1992年淮阴经济开发区、1995年淮阴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分别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通过多年的建设,淮阴经济开发区已有6平方公里范围实现“五通一平”,进区项目530多个,200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9亿,工业增加值3.5亿元。区财政收入突破亿元。淮阴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也正逐步成为农副产品龙头加工基地、农业出口创汇基地、高新技术示范基地。
  在构筑大市场,促进大流通方面:淮阴人一方面不断地深,另一方面也在深化对多种经济成化国有、集体商业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在深化对多种经济成分的认识,不断发掘多种经济成份在繁荣市场,搞活流通中的巨大能量。从1984年兴建的第一个小商品市场―
  汇通市场开始,到目前全市又建成各类市场如400多个,总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30多倍。2000年,各类市场总成交额103亿元,是1978年总成交额的80倍。私营个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到2000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达到15.02万户,是1978年的83倍,私营企业户达到6325户,而1978年总注册资金超过23.3亿元,从业人员达到40万人中超过100万元的个体私营大户307户,一个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大市场、大流通正在形成.强有力地推动着经为零。经的日益繁荣,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与杜会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淮阴地区交通运输业较为落后,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公路主要干线路况差,等级低,严重超负荷运行,到1979年,全市晴雨不能通车的乡镇高达81.5% ,水路航道、船闸等级低,航运通过能力差,港口吞吐量较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的飞跃,交通枢纽地位初步确立,到2000年底建成高速公路114公里,
  一级公路237公里,建成高速公、京沪、宁徐等高速公路交汇于市境,并基本实现县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的水运航道货畅其流,铁路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新长铁路在市境全线贯通。交通建设的飞跃发展对全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淮阴电信事业从全省落后状态发展成为苏北电信现代化枢纽中心,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全市邮电系统立足于社会发展对邮电通讯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邮电投入体制,从首次利用瑞典政府300万美元贷款引进先进通信设备开始,迈开了邮电通信引进外资和利用国内融资进行规模经营的步伐,使邮电通讯迅猛发展。2000年电信业务总量完成4.226亿元,邮政业务总收人3390万元,邮电通信业增长速度连续10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邮电通信网的规模、容量、技术层次、服务水平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新突破、新跨越。到2000年底,全市局用交换机扩容21.5万门,拥有交换机容量84万门,电话用户54万户。移动通信容量达3O万户,淮安联通公司网上总用户达6万户。其他如无线寻呼、电子信箱、IC 卡公用电话、邮政快递、邮政储蓄等都快速发展。同时,建成了淮镇扬、淮盐、淮徐、淮连、宁淮五条直埋式光缆干线,采用大容量、高速率的SDH 同步数字光缆传递系统,全市光缆总长度居全省之首,成为苏北光纤通信枢纽。邮政业务从机械化、自动化发展到电子化营业,1996年开通了国际互联网淮阴节点,建成市区综合数字业务网和光纤接入骨干网,初步形成了集语言、数据、图像于一体的多媒体通信网络。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小城镇建设迈出较快步伐,城市化进程达到新的水平。“三淮一体”战略全面实施,市区人口已超过70万人,市区的主干道路全面进行了拓宽改造,形成了五纵七横的基本骨架。淮海路、健康路等街道的美化亮化工程迅速推进和扩大,现代化生活小区快速发展,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和文化旅游设施成倍增加,展现了现代化城市的全新面貌。
  全市教育部门积极推行中小学教育改革,调动了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开创了全市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青少年文盲工作取得重大成效。淮阴专区曾是全省文盲较多的地区,据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区15-40周岁青壮年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达19. 3%。经过长期努力,扫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至1995年,全市所属县、市、区分四批通过了省政府高标准扫盲验收和国家教委教育验收。近几年,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到2000年,入学率比“八五”末提高34. 6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突破,建成淮阴师范学院和淮阴工学院两所本科院校,新建了炎黄大学等一批民办学校,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稳步发展,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办学格局。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培育科技市场,加大科技成果推广力度。20多年来,全市获市以上科技成果150余项,申请专利近200项。科技进步在工农业生产中的贡献份额逐年提高。
  期间,计划生育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人口出生率为9. 1‰
  知。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国土资源管理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体系进一步建立,群众性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社会事业投入逐年加大,建成了市广播电视中心、博物馆新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职工活动中心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产生了诗人赵恺、京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书法家戚庆隆等一些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家;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消费观念进一步转变和更新,呈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在进人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的2月,省辖淮阴市更名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撤市建楚州区,原淮阴县撤县建淮阴区。行政管理体制上,更有利于苏北腹地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快速发展。同年8月召开中共淮安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市委书记丁解民提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富民强市目标,坚持加快发展主题,突出结构调整主线,大力实施工业强市、科教兴市、外向带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五大战略,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全面完成“十五”计划,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今后五年,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人均超全国,财政再翻番,建设大城市,苏北争先进。市委决定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并号召全市广大干群大力倡导和弘扬“团结、创新、实干、自强”的淮安精神,确保“十五”目标的全面实现。
  嗣后,淮安市委、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对投资的软环境进行了集中治理,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使2001年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全面超额完成,特别是财政收人比2000年净增10亿元。2002年4月,淮安市委、市政府针对各级干部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的状况,决定用半年左右时间,在全市广泛深入地开展“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大讨论活动。这一活动,必将进一步推动广大干群解放思想,用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促进改革的大突破、环境的大改善、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必将使淮安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Copyright 2010-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淮安区新闻信息中心 2010-2020   苏ICP备10219588号
地址: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翔宇南道1099号  E-mail:xcznews@163.com  电话:0517-87030110
建议使用分辨率为1024*768,观看最佳效果